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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党史长卷，不全是宏大叙事， 也书写着亿万百姓的个人奋斗史。 值此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我作为一名普通老党员， 自认与个别重要的历史时刻也有着难忘的邂逅。 我的记者生涯已有几十年， 从全国党代会到全国两会， 我有幸好几次奔赴北京，进行会议现场报道。 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党的十六大期间， 我和同事李宜航连续九天九夜奋战在一线的故事。
党的十六大于2002年11月8日在北京召开。 我受羊城晚报社指派， 与现任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副社长、副总编辑李宜航(以下简称“航弟”)一起去北京采访大会。 他是文字记者，我是摄影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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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采访的九天九夜，航弟忙到飞起， 几乎晚晚通宵写稿，“东方既白”时才抓紧睡一小会。 这期间，他共发稿件上百篇，平均每天发稿十余篇，这个数字令我吃惊、感佩。 航弟百篇稿件， 都是在我被烟熏得泛红的双眼注视下诞生的。 他的每篇稿件都承载了我的“注目礼”。
关注新闻 我俩住同一个酒店、同一间房。 每天白天的采访，我与他基本上“同频”， 一起采访同一个会场、同一个对象。 只是到了夜里，我们的节奏才体现出明显的差异： 我处理完图片事宜已很晚了， 体力不继，极想“躺平”。 但航弟的“夜车”开得起劲，状态正酣、越战越勇， 写完了消息，写通讯; 写完了头版稿件，写后面的焦点版…… 他通宵写稿，也是没办法的事， 一方面报社派来采访的文字记者少， 他须“以一当十”; 另一方面，党代会太重要， 方方面面都要采访到， 尤其他是一个有着敏锐时政眼光的记者， 每天都能写出独家稿件。 因此，熬到天亮太正常了。
可是，两个男人同处一室，他没得睡，我也睡不成。 他不睡，沉浸于布局谋篇、字斟句酌的兴奋中; 我睡不成，却困意攻心， 那份“陪绑”的痛苦可想而知。 更难受的是，航弟虽有钢铁般的意志， 但他毕竟不是铁人， 他也有写稿写到犯困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就靠吸烟来刺激疲惫的神经。 11月的北京已经很冷了，又加之深夜， 外面冷风刺骨，房间的窗户根本不敢打开。 航弟进入写稿时的高度紧张状态， 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吐出的浓烟排不出去， 氤氲在房间每一个角落里。 他写稿，我大气不敢出， 更不可能与他聊个天。
那时，满腹才华的他，竟然只会单手打字， 每一个字都是他用右手中指戳出来的， 左手时不时配合一下。 静夜里，除了窗外的风， 房间里只剩他“一指禅”嗒嗒嗒戳键盘的声音， 当然还有弥漫的浓烟。他戳得很快，像打机关枪。 那些天里，他每篇稿件里的每个字， 基本上都是烟熏出来的。 而一边的我，受浓烟包裹， 全身都透出“浓浓的烟草味道”。 我的双眼被熏得血红，常常以泪洗面。 但这样的烟熏之夜，我没有怨言。
航弟的顽强意志令人动容， 他每一篇的“烟熏文字”都是上乘之作。 尤其是他那篇独家专访党代表、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报道，堪称是十六大报道的扛鼎之作，后来被评为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这篇报道来之不易，在十六大开会之前， 任老的秘书就打过招呼， 因他年纪大、大病初愈，暂不安排任何媒体采访。 航弟却不愿放弃，果断迎难而上。 于是，我俩分工，他负责恳求，我负责蹲守。 连续6天，我们以诚意和敬业精神，打动了任老， 他答应给我们一小时的独家专访。
报道出街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 现在的航弟，早已不再抽烟了。 但那样的“烟熏”之夜， 给予我奋斗的力量，从未飘散于记忆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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