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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1月6日朝鲜自行宣布成功试爆“小型化氢弹”后仅一个月，2月7日，朝方又不顾各方反对，公然违背安理会有关决议精神，从事了弹道导弹发射活动，将“光明星四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朝此次卫星发射的“成功”已被美韩方面证实，其实际载荷可能是上次射星的2倍。但国际上另一些报道称，“光明星四号”正在轨道上翻跟头，状态极不稳定，应该不具备任何功能。 国际舆论对朝为何要在东北亚内部关系有所缓和、平壤自2014年年中开始的“魅力攻势”和民生改善工程取得一定成效之际“霸王硬上弓”接连进行核导试验感到费解。日本总研国际战略研究所理事长田中均、早稻田大学韩国学研究所所长李钟元、巴黎政治学院亚洲中心研究员安托万·邦达等认为，朝主要还是为了巩固金正恩的权力，把朝国内民众紧密团结在他身边，同时也是为了刺激美国坐下来与朝谈判并显示对中国的不满。这背后可能还有朝内部对中美关系近期发展特点和趋势的研判在起作用。 金正恩上台后，不仅实现了拥核入宪，而且坚定实施“并举方针”，一手发展核武器，一手改善民生，显示出对朝内部事务的日益巩固的领导力。如今看来，朝鲜所谓“并举”的两手，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并非可以分开审视和处理的两件事。 朝鲜的连串举动，使得那种十数年来对朝核计划意图的判断正式沦空——那种判断并不相信朝鲜真心拥核，而是认为朝要借推进核计划撬动大国解决其安全关切，最终用弃核来换取朝美关系正常化等对朝有利的结果。 朝鲜就是要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确立对邻国和美国的战略威慑能力，依靠自己的手段获得持久的政权安全。明确了这一点，指望通过鼓励、帮助朝鲜发展经济来感化对方调整在核问题上的根本立场的思路，恐怕是起不了作用的。 当然，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朝核问题刚开始冒头时就断定朝就是为了拥核而研核。即便朝鲜自己，也未必在当初启动核计划时就下定了要成为核国家的决心。坏的结果从来都是在一步步的互动中形成的。如果没有美国在政府换届过程中一次次搁置美朝对话成果，如果没有美国情报部门和新保守派在2005年澳门汇业银行案上小题大做不断收紧对朝金融封锁，朝又怎可能在日益加深的严重不安全感中反反复复偷偷走向铀浓缩计划？六方会谈又怎可能在每取得重大进展的当口徒生挫折和后退？ 国际舆论多数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通过制裁压迫朝鲜弃核的意图已经失败。法国《费加罗报》1月7日引述“一些专家”的话披露朝鲜“可能已经有能力制造出至少15枚核弹头”。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15年12月18日发表前助理国防部长沃勒斯坦的署名文章估计，朝目前约有6至10件核武器，到2016年底可能达到20件或更多，到2020年可能达到50件或更多。 紧随而来的第一个问题是，朝愿否、能否把其自视为已经拥有的核硬件、核能力转化为与外界接触、谈判的筹码？ 第四次核试之后不久，朝释放了希与美国、中国、韩国签署和平协议的信号，进而向美国开出“停止核试验”的要价——朝外务省发言人1月15日发表谈话称，朝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因此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稳定的局势与和平的环境；“朝鲜提出的以美国停止联合军演换朝鲜停止核试验、朝美缔结和平协议等一切建议依然有效”。 朝的所谓停核“建议”没有把中国放进去，也不提韩国，说明朝并不愿其所憧憬的谈判在中朝或朝韩之间进行——当然事实上也解决不了朝方的核心关切，而是更希望能与美国坐下来直接谈、双边谈，以两个有核国家对话的方式谈。谈的内容恐怕是要越过核问题，一揽子安排朝鲜半岛的未来。朝方最关切的可能是：美国放弃对朝敌视政策，韩国放弃对朝吞并“野心”，以与朝签署双边协定的方式（或许可由其他国家担保见证）向朝做出永久性的安全承诺，以朝美双边主车道实现半岛停和机制转换。 值得注意的是，朝方提出的“美国停止联合军演”条件并不等于要求美军撤出朝鲜半岛，这是否意味着朝鲜想把同意美军继续留驻身边做成一张牌？是否也需要美国管住韩国、日本内心的核研发冲动？不得而知。 然而，美国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对朝鲜的谈判心报以“正眼”的。奥巴马执政后半程，对朝奉行所谓“战略忍耐”政策，其实质是一种“战略冷漠”，或者说“战略不理睬”。 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对中东问题的关注欲罢不能，必须优先处理其他方向上的挑战和隐患，急于寻求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突破。尽管随着伊核问题六方日内瓦协议的达成，这个目标已经阶段性地实现，但奥巴马有效任期只剩不到一年，就算有心在朝核问题上谋求作为，时间上也已来不及。 另一方面，经历了1994年美朝《框架协议》因朝另辟蹊径搞起铀浓缩而宣告作废、2005年六方会谈达成“9·19共同声明”后不久朝即重启核试、2012年美朝通过纽约渠道达成“2·29协议”后半岛安全形势发生一系列重大波折，美国国内无论是主张继续外交谈判的人还是对朝强硬分子，普遍认为朝在“玩弄”、“讹诈”美国。美国对朝不存在任何信任，拒绝向朝做出任何实质性妥协在华盛顿已成“政治正确”。 更重要的是，“亚太再平衡”是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战略旗帜，如果与朝做交易，无论以何种方式进行，都势必对外释放美国在半岛存在度下降的信号，而这事关美国亚太战略的严肃性和国际声威、东北亚同盟体系稳定和国内政治的基础，奥巴马政府怎么可能放软身段？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朝决定进行第四次核试并紧随其后射星，堪称是针对后奥巴马时代朝美关系的重大布局，是要在一个比奥巴马更加强势有为的美国总统上台前，尽可能多地手握对美打交道的资源和筹码。 美国对朝“战略忍耐”的另一个实质，是消耗朝鲜。在美对朝实施“忍耐”期间，朝鲜的国际贸易和融资条件事实上处于一个不断收窄的过程。 于是，问题自然延申至技术层面，这是能够真触动美国的层面。朝鲜的核问题和导问题从来都是一体的。朝一直急于为其笨重的核武装置实现“小型化”，装上好用的引爆器和导弹发射“翅膀”，将加紧推进与核计划相配套的导弹研发计划。 美国是一个视本土安全高于一切的国家，只有朝有朝一日真正具备了陆基甚至海基的中远程导弹发射能力，可以把“脏东西”投射到美国领土领海去，美国才会真正开始视朝核能力为心腹之患，才会断然放弃“战略忍耐”，因为到那时，朝核问题才开始真正与美国本土安全挂钩。在此之前，美对朝最倾力而为的，是编织篱笆。 朝在1985年时还只有射程300多公里的“化城5”型导弹，1990年研制出了射程900公里可携带1000公斤弹头的“劳动-1”型导弹，最终拥有了负载重量1000公斤、有效射程3000至5000公里的“大浦洞-2”型导弹和外界缺乏了解、射程可能达6000公里的KN-08洲际导弹（一般认为这两种远程导弹均未达到服役水平）。朝于2015年5月对其首枚潜射导弹“北极星”KN-11进行了水下发射测试，11月又在移动驳船上对该型导弹进行了飞行测试。人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了朝孜孜以求不断改进和提高导弹发射能力的努力和进展。 1月8日“氢弹”试验两天后，朝中央电视台发布了一段金正恩视察潜射导弹发射试验的视频。可以看到身着大衣和呢帽的金正恩立于船头。当导弹冲出水面并在半空中划出火光，金正恩露出了微笑。虽然事后有美国专家指此段视频存在作假痕迹，但它向美国传递信号的意味是极为明确的。有韩媒指出，2月7日所谓的卫星发射只不过是朝鲜进行远程导弹发射试验的借口而已。 必须清楚地看到朝新年试核、新春射星后半岛局势正在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其所呈现的四条主线： 第一，如前所述，朝将以更大决心和投入发展核弹小型化和远程导弹投射技术，建立自己的核武库，以图尽快真正确立对美国本土的威慑力。这固然仍需要时间和不间断的物理试验作支撑，但如果按“一年一个小台阶、三年一个大台阶”的步速计算，美朝“摊牌”的时间越来越接近了。 第二，美国竭力推动新的安理会涉朝决议出台更牙尖齿利的制裁措施，把矛头指向常规经贸和民生领域，要实现对朝“全方位制裁”。这穿越了中国的底限，把中国逼入死角，意味着新决议不是不存在流产的可能，那样的话对中美关系将是非常沉重的打击。未来一个月是讨价还价关键期。不过，朝射星加速了安理会新决议的磋商进程。安理会第一时间发表声明，称这次发射有助于平壤“发展核武器运载系统”，安理会将迅速通过包含“重大举措”的新决议。 与此同时，美国率领韩、日等盟友在安理会框架外自行对朝实施了更为严厉的经济制裁，主要包括美国国会通过新的对朝制裁法案、韩国关闭开城工业园、日本切断与朝汇路，而其中关闭开城工业园将显幅压缩朝外汇收入并对中俄等国在朝企业的运营产生直接影响。 第三，美韩在借举行“史上最大规模”联合军演暗中作极端应变的准备，这从美军B52战略轰炸机和大量先进战机入半岛以及美“里根”号、“约翰·斯坦尼斯”两艘核动力航母急速向半岛进发等动向可以窥测，对朝可能形成刺激，加剧半岛局势不确定性。 近来美韩准备对朝发动闪电式“斩首”行动或对朝核设施进行定点打击的传闻沸沸扬扬，值此当口韩媒爆出所谓朝人民军总参谋长遭处决的小道消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竟然公开表示“不会质疑这个报道”。混乱的消息满天飞，往往是心理战术的表现，但这一次显得非同寻常。必须指出，即便是闪电行动，也存在诸多选项，按有效性、可能性从大到小排应是“斩首”、“捣核”，以及“斩首”、“捣核”并举。 第四，美国借势推动在半岛部署“萨德”区域导弹防御系统，并已同韩方正式启动有关磋商，其拦截高度150千米、防御半径200千米的数据意味着对中国、俄罗斯的战略指向性将会更加突出，将来还会与在日本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并网，从而带动中美在东北亚的战略矛盾不可避免地急速上升。即便韩美顾忌中方反应最终选择部署“缩水版”或美韩“混和版”的“萨德”系统，都不能掩盖美韩日借机聚合同盟体系的趋势，都将严重影响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使得东北亚战略局面变得更加复杂。 朝核问题的性质似乎正在发生改变，甚至已经改变。这种改变，一是从国际社会对朝核能力的围追堵截，转为各方无奈接受朝拥核的既成事实之后对半岛核风险（含扩散）的着力管控；二是从美国领导盟友遏制朝鲜的斗争，也就是以朝美矛盾为核心，转为朝美、朝韩、中美三对主要矛盾并行、交错发展的复杂博弈；三是从大体依照先谈判解决核关切、后协商搭建半岛和平机制的理想化路径，转为在搭建半岛新机制的过程中开展核谈判的路径。而这些转变，比过去更不能排除以激变形式一揽子解决半岛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可能性。 形势的变化要求我们对自己的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政策进行认真的再评估，而这种再评估也必然直接影响到已经开启的对美政策再评估进程。 2月12日，外交部长王毅在德国慕尼黑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进一步确认了中国处理朝核和半岛问题的三条底线：第一，不管什么情况下，半岛都不能有核，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无论是自己制造，还是引进部署。第二，不能用武力解决问题，那将使半岛生战、生乱，中国不会允许。第三，中国自身的正当国家安全利益必须得到有效维护和保障。 王毅特别指出，我们将继续与国际社会合作，坚定不移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半岛核问题的焦点在美朝双方。我们愿敦促美朝双方坐下来，谈起来，解决彼此合理关切，最终实现大家都希望的目标。王毅也说，我们一方面支持安理通过一个新的制裁决议，一方面争取尽快重启六方会谈，这才是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 王毅的谈话较过去的“三不”红线（无核、不战、不乱）有了充实和发展，但并没有脱出“三不”的基本框架。外界关注的是中方是否有能力守住这三条线。应该说，确保“不战”、“不乱”，中方还是有足够筹码的。但在“无核”方面，中国该如何因应朝核能力的新进展，的确是个问题。 自朝核问题成其为问题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直接相关各方一直在复杂逻辑思维的困局中苦苦挣扎。现在，单就朝核问题本身而言，似乎到了引入“简单逻辑学”的时候。有人说，各方除了默认朝鲜拥核，似乎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可行的办法。这些人还说，当年国际社会可以默认印度、巴基斯坦拥核，为什么不能默认朝鲜拥核？ 应当看到，无论是从国际政治的既有实践还是大国的长远战略运筹角度看，对一国核能力的“默认”都不是战略和政治上的“恩赐”，而必须至少是一种可操作的技术状态。它必须以可核查、可控制等诸多条件为前提，必须拥有核大国共识和国际公认的不扩散体系背书。具体到朝核问题的特殊情况上来，又必须附加绝对制止新的研发行为和潜在扩散行为的前提条件。从此意义上讲，我们是否拥有足够的影响力、管控力、谈判力来“默认”？“默认”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可以轻言的吗？都需要慎思。 无论朝核问题和半岛局势如何诡异，都不能放弃“治疗”。这个“治疗”就是谈判。值得注意的是，王毅此番谈及朝核问题谈判时，态度显得更加灵活。他所强调的“我们愿敦促美朝双方坐下来，谈起来”，似乎暗示只要朝美能够重新谈判，中方不一定非要坚持以六方会谈形式进行，在框架内、框架外都可以。 今后的谈判如果重启，理应包括核风险管理议题。而核风险管理谈判是否可以形成半岛局势柳暗花明的新契机呢？不妨作为一个路径提出来加以考虑。 而对于整个半岛和东北亚局势，中国则需要跳出冷战框架，确立综合思维模式，摒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惯性。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逸舟教授在《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一书中列举了八个外交“更加有为”的案例，其中之一便是“朝核机制”。他认为，通过在六方会谈中的磨合，中国外交目标得到彰显，即，必须坚持半岛无核化目标，而实现路径又必须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 王逸舟判断：在朝核问题上，只要不让任何一方鲁莽寻衅，时间越长对中国就越有利，美国在东北亚的传统主宰力终将式微，中国作为近邻大国的影响力则会相应上升。不过王逸舟也指出，六方会谈无法强制执行某种措施，因此存在不确定性，中国应加强对相关国家的约束力，使之认识到中国不仅不会为它们不负责任的行为“买单”，也会让它们为之付出必要的代价。 中国已成为一个被“核包围”的大国，周边战略安全环境的复杂性还在不断升高。中国应以本土安全为首要和核心的出发点，并且真正着眼长远，对周边的核态势作出应对。既不要把自身战略安全环境的改善寄希望于利用一国抗衡另一国，也不要指望通过为某国提供核保护伞或长期经济援助来感化、换取它从根本上调整核政策。这两条路都走不通，都不符合中国自身的大国之道和对象国的处世原则，最终会把中国自身安全抵押上去，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自身战略安全归根结底要靠自己来塑造。 中国也需要尽快建立针对半岛局势复杂变化的情景推演系统。正是因为朝核问题极度复杂，最深度、最直接地涉及中国的各方面利益，我们才特别需要避免“拍脑袋决策”。面对变局，要针对多种可能的情景模式进行沙盘推演，尽可能周全地分析各种可能的前景，在此基础上选取最符合中国利益的政策调整方向，并为种种坏的可能做好准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