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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淑敏的名字和医生这份职业有不解之缘。她17岁就入伍去到海拔5000米的青藏高原阿里当兵，十余年间成长为一名军医。转业回到北京后，也曾继续在企业担任医生,即使现在已是国家一级作家，她的简介衔头中也还有“内科主治医师”这项。 近些年，毕淑敏又涉足了“心理咨询师”这一领域，不是那种“体验生活”式的浅尝辄止，而是正式到开设诊所坐堂……直到2006年，她再次回归专业写作。从此，毕淑敏的文字中更多了一重意味，直指人心。 上月，毕淑敏将她过去三年的未发表的、新创作散文结集新书《星光下的灵魂》出版。这本书依然延续了她细腻的文笔、精致的描绘，以及字里行间的温暖哲思。毕淑敏强调，当下社会的急功近利越来越明显，整个社会围绕在“精神=物质”的畸形信仰中。她写下这些美好的文字，发出的却是忧虑的警示：“人生有些东西可以回头，有些不可以。理想就是后者。”“为了暂时的物质，顺应大局价值观，将会葬送自己真正的内心理想。” 至于自己，她反而谈得挺少。毕淑敏常说一句话：“其实，我真的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我。”但与之交谈，会有一种感觉，她本人就是这书中人生哲理的实践典范。 “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挣扎” 羊城晚报：您曾说《星光下的灵魂》这本书不再探讨心理叛逆和生死，是从日常生活点滴感触出发。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您期望这本书为读者带来什么呢？ 毕淑敏：讨论灵魂，必然讨论生死。而灵魂不是一个如何死的问题，却是一个如何生的问题。人思考死亡，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康德说：仰望星空和探寻内心，是最令人感动和敬畏的时刻。外部世界确实非常重要，但内心也要学会辗转腾挪，不论时代怎么变化，做人的根本指标没变，文学的根本指标没变。 你想一下，在今天，还有多少人在仰望星空？我们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挣扎了，我们忘掉了头上那个大尺度的存在。我在西藏待了10年，在藏北的星空下，确实有一种震撼感，真正理解了宇宙之辽阔，生命之短暂。这种感觉，我保留了几十年，它改变了我一生的准则。 羊城晚报：是的，在文章中您多次谈到在阿里见到360度的璀璨星空，在无穷苍茫中见诸自己的微小。但我个人的体验是这种感悟常常只是瞬间，不见得能对日后实际生活产生具体的作用。您可曾想过，也会有不少读者持跟我一样的想法？ 毕淑敏：你的体验和我的体验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可能面对的是同样的星空。人们常常用一己的经验，来揣测整个世界，这是幼稚和危险的。能带给人们一瞬或是短时间的感悟，在我亦认为十分满足。 我从来没有设想过一本书或是一句话，就可以改变别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掌控的只是自己。 我很在乎能为大家“省钱” 羊城晚报：您的作品，语言通俗易懂，常用心灵点化的方式来解决心理问题。不过照很多人理解，心理治疗似乎应该是有着高深的心理学理论的，您说的是否太清浅了？ 毕淑敏：我还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质疑。我系统读过心理学的课程和理论，但我写作的时候喜欢用一般人喜欢看的话来阐释我所理解的心理科学。有些人做学问，是为了显得高深。但是我觉得心理咨询跟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比如医学，充满了高深的术语，我们每个人都不懂，大多数的病人去医院看病都有这个感触。但实际上，病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是应该要了解一些的。对我而言，我喜欢用这样的方式。觉得清浅的人，可以不读我的书，去看那些他们认为高深的吧。 羊城晚报：所以您还曾经在电视上连续宣讲“幸福”，这也让不少人大吃一惊，继而又十分欢迎。 毕淑敏：其实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邀请我多次，我都拒绝了，我说作家习惯了孤独写作，是个体劳动者。现在一下子要到聚光灯下，令我高度不安。如果有人想知道我的观点，可以看我的书啊。但摄制组一段话打动了我：“买您的书读，就算是便宜，也要十几二十块钱一本。可是，您若到电视上来谈谈所思所想，观众的花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说来，上电视和您写作的初衷是一样的，都是分享啊。” 我是很在乎能为大家节省钱这件事的，所以当时就定下来“谈幸福”。从2009年的2月到7月，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没有一天不琢磨上电视的事儿。说真的，我毫无自信，觉得这是自己一生中最荒谬的决定。年近花甲之时，去干这么一件完全生疏的事情，捉襟见肘，顾此失彼。 但最后，我坦然了。我不是心理学的专门学者，也不是非常自我的作家，我只是觉得这个话题太有必要说一说了。我在寂冷冰寒的冈底斯山度过了整个青年时代，那种孤独，深入骨髓。精神的孤独通往凄冷和幻灭。我期望在心与心之间架起一道小桥，哪怕只是几块垫脚的青石板也好，将我们琐屑凌乱的生命连接。心有“三居室”走来走去 羊城晚报：您的作品常侧重在心灵慰藉上，用故事来讲解人生出路。这与市面上其他关于心理咨询的书，有何不同呢？比如张德芬的《遇见未知的自己》。 毕淑敏：我不是因为需要与众不同才开始写作的，只是希望把自己的所思所想与人分享。市面上有多少心理咨询的书，我不清楚。这就像写小说，不能因为世界上已经有了许多小说，人们就不再写新的小说了。 羊城晚报：按照常理来说，一个作家一般用作品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心理描绘等，来向世人传递生命的感悟与正能量。可您却似乎是想以心理医生的身份来感醒大众？ 毕淑敏：没打算感醒谁，不存此奢望。只是觉得心里有话要说，把那些感动我、打动我的人和故事和我的思考写出来，和世界上更多的人分享交流。读心理学硕士和博士课程能使我对人的了解更深入，包括对自我的了解。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忙忙碌碌，被日常的柴米酱醋盐和工作追赶着，很少有精神上那种特别宁静的时刻。一个人是很丰富很复杂的综合体，既有生理的，也有心理的，还有和社会的关系，都是紧密联系的。当作家就是去描写、掌握它们之间的关联。这几个身份对我来说就像一个房间的三居室一样，走来走去。 羊城晚报：那么你把作家的身份放在什么位置上？ 毕淑敏：我们中国有句古话，人到七十便“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一般人常简化为“随心所欲”，其实不是，是“从心而所欲”。我基本上都在做“从心所欲”的事情。世上总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只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就行了。 心理医生装下的不是“垃圾” 羊城晚报：我们大众对于心理医生这个职业总是存在很多好奇。任何人都会遇到困难，心理医生的心理健康也很值得关注。您介入这么深，有没有遇到过需要排解的问题呢？ 毕淑敏：当然，每个人都会遭遇心理困惑。比如上电视，去还是不去？讲不好，被人评头品足、讥笑嘲讽，这不是自讨苦吃吗？但我很明白自己的人生目标，觉得不要因为逃避和懦弱来做决定。再比如，有人会说心理医生是个盛纳别人心理垃圾的大垃圾桶，我不同意这种说法。那不是垃圾，是那个人对你的信任，是他的真实生活。我从这里面看到那个人寻求改变的最初动力，也被他们的努力所感动。 羊城晚报：您曾经说过“中国是全世界最需要心理医生的地方”，这是对某种社会现象有感而发吗？我们的社会需要怎样的心理安慰机制呢？ 毕淑敏：一个人如果从冰天雪地进入热气腾腾的房间，或者反过来，从暖和的地方一头扎进风雪中，都是很容易生病的。所以，中国是全世界最需要心理医生的地方，中国的变化太快了。我觉得中国现在最大的心理危机是———分裂。说的和想的不一样、说的和做的不一样、当着人和背地里不一样……到处弥漫着一种急功近利的喧嚣氛围。分裂是非常消耗人心理能量的一个过程，比如我们常常说某个人“疯了”，在医学上的名称就是“精神分裂症”。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生活中，越是看到人性的幽暗之处，我越相信它会有出口。在关系的寒冷中寻找温暖，在残酷中争取柔和。中国以前没有心理医生，这并不是说中国以前就没有心理问题。现在人们意识到了这一点，是社会的进步。我在德国访问时，也说到过这一点。一个德国人说，我们也特别需要心理医生啊。看来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我依然认为中国是最需要心理医生的国度。目前中国正处于抑郁症的高发期，青壮（少）年的自杀率高居世界第一，一年几十万人，另外农村妇女自杀率也很高，只是广大农村刚过温饱，在巨大的人口基数面前，这一非正常死亡现象反而没有城市突出罢了。 简介 毕淑敏，国家一级作家、内科主治医师、注册心理咨询师。1952年出生于新疆伊宁，1969年入伍，在西藏阿里高原部队服役。1980年转业，后获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心理学硕士，博士方向课程结业。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著有长篇小说《红处方》《血玲珑》等，中短篇小说及散文著作多部，近年来以多部描述心理医学领域的作品引人关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