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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年，缠斗了百年的宋金达成绍兴和议，议定以淮水至大散关一线为双方统治区域的分界线，彼此偃旗息鼓，与民生息。 这条边界线维系了百年不坠，直至蒙元灭金，一统河山，才消弭于无形。有趣的是，此边界线又恰与中国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分界线秦岭淮河一线大致重合，也与南船北马、南米北面的人文经济区划线差相仿佛。 然而对于中国南北分界线，乃至南与北的概念，人们依然没有在文化心理，历史意向和精确现实之间达成一致。 失长江者失天下 更愿意以长江而非淮河来划分南北，是中国人的心理深受文化历史图景影响的一个明证。 南方自古就是存在着的，然而相对于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河汉和河洛地区的主流文明区，它长期缺乏一种文化上的表达，虽然有屈原这样的楚文化的天才。 从东汉末年开始的为躲避战乱而进行的大规模南迁，开始将南方密集地纳入主流文明的文史图景中，作为南方核心的江南的概念也开始生成并不断被固化。 从东晋的谢灵运唐宋的杜牧、柳永，再到南明的侯方域，一代代的江南士大夫们游山玩水，歌咏吟唱，把南方的精致繁华与风流蕴藉表达到了极致。而北望长安，壮怀激烈，冀图收复中原，则成为江南精英们乐此不疲的感时怀古题材。 与此同时，无论是三国大战之赤壁火烧连营，还是符坚的投鞭断流，祖逖的中流击水，辛弃疾的北固山怀古，乃至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岸犹唱后庭花”，都一再强化了长江保南阻北的符号意义——划江而治是解决南北纷争的暂行性格局。 因而，长江的得失总是被视为打破平衡的关键。南下者，一旦攻破长江，则东南半壁江山唾手可得；北伐者，一旦过江，便呈直捣黄龙之 势。 吴冠中画笔下的江南水乡 尴尬两淮 中原者，两淮也，淮南淮北，大体上淮南为江淮之间，淮北为黄淮之间。近代以来两淮被人们习称为江北，其作为东南腹地的重要性，从清末的一次行政规划动议所引发的争议便可略见端倪，而其尴尬地位也在那次风波中展现无疑。 勃兴于太平天国之后的捻军起义，其主要活动区域为两淮区域的豫东、皖北、苏北和鲁西南，此四省交界地带令有关各方的剿捻战事都呈力有不逮之势。 面对此局面，清廷内部便有将此四地合纳为一省的动议，甚至将此一新省的名号都拟好了——江淮行省。除了捻党为患外，此四地风土人情的一致性也成为一个有力的理由：民风浇离，好勇斗狠，土地贫瘠，喜食面食。 相对于北方，他们是“南人”，然而相对于江南，他们长期作为“江北人”而存在。 此议最后因在京江苏籍大佬们的竭力反对而未果，反对的一个最有力理由是如果把江北“割让”给新建行省，则两江总督辖区犹如被“腰斩”，必失腾挪之势，而将日趋蹇促，日久则大不利于东南膏腴之地的赋税供给。 确保东南赋税无虞是历代定都北方的古代统治者日夜萦绕于心头的大事，的确可以成为反对者最有力的理由。 苏北、淮北仍归两江辖制，则运河运输的流畅完整在黄河以南可以更有把握一些，而进入山东境内，则属直隶范围，乃京师鞭长而及之地。 有清一代，如何协调江、淮、黄、运之间的矛盾冲突，令两江、河运及盐运总督绞尽了脑汁。横生出一个江淮行省，不仅会使运河运输产生意想不到的梗阻，甚而会威胁到赋税重要来源的两淮盐场的完整性。 南北概念的拓宽 有史家说，日本之败就败在围绕中国问题的“南”“北”之争上。日本在中国南北问题上的“历史近视症”体现在其对运河作用的过度重视上。自1850年代黄河决口北侵夺大清河入海后，运河运力日减，在与海运之争中渐渐处于下风。 然而甲午战后，日本所索要的通商口岸中，仍多为运河沿岸的苏州、杭州和扬州。而后海运日兴，兼以英人建成津浦铁路，运河终成废弃之态，而苏、杭、杨也都不复往日繁华景象。 事实上，自清末以来，随着南北铁路干线的打通和海运的兴旺，中国南北概念的意涵已被大大拓宽。 无论是南方的革命党兴，还是北洋军阀的混战，无论是“海防”、“疆防”之争，还是“海派”、“京派”论战，都超越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因农业定居民族和游牧民族相争而产生的南北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