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医生紧缺，何以为解？

　　在北京首都儿研所一楼的挂号大厅，每天凌晨1点，就有家长拿着小马扎在这里排队了，有的还用行李占着位，不少家长生怕自己的位置被插队，要在此“坚守岗位”整整一晚，为了等待6点钟开始的挂号。

　　即使是急诊号，夜间一般也要等待至少两三个小时以上才能看上医生。北京儿童医院的急诊，更是北京市夜晚的一片“不夜天”。

　　据媒体报道，在最近各地正在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儿科医生紧缺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工作强度大、风险高、待遇低导致儿科医生“用人荒”

　　北京军区总医院八一儿童医院的主任医师花少栋是一位从医近30年的儿科医生，他认为，一方面，由于儿科工作强度大、风险高、待遇低等原因，造成人才严重流失。另一方面，“以前大学还开设儿科系，没招几年就被砍了，导致儿科从业人员少之又少。”

　　花少栋上大学时所在的儿科系2个班共60人，到毕业20周年聚会时，还从事儿科专业的已没剩几个。

　　多年积攒的问题加上放开二孩政策的落地，儿科“缺医少药”情况也越来越明显，许多医院儿科闹起了“用人荒”，就是降低从业门槛也招不到人。对于这样的现状，花少栋表示，一旦门槛降低，医生的素质水平就会打折扣，这同患儿家属的高期望值显然是相悖的。

　　多措并举方可解决人才紧缺难题

　　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雁灵表示，医院管理要加强对人文文化的重视。在对医院内部的管理上，以前对有形的东西看得多，对无形的文化建设重视不够；对眼下的东西看得多，对职工队伍的长远建设重视不够，对年轻医务人员的未来发展、职业规划关心不够。发生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人文精神缺失。

　　事实上，公立医院一度曾靠以药养医的盈利养活自己。以药养医的弊端，使得儿科在不少医院因为不是“赚钱主力”而被视为发展的“鸡肋”，医院的重视程度和投入明显要低于一些“重点科室”。这也是令儿科医生看不到希望的主要因素。

　　花少栋认为，要想改变这种现状，源头上，国家要鼓励大学继续开儿科系，培养专门人才。医院领导要重视，对儿科的投入不能少。第二，待遇要平等，稳住人心，让人愿意去做儿科医生。第三，要有完善的保障机制，儿科风险高，高风险工种就要有高度、严密的保障机制，才能让人不望而生畏。

　　根据中国医师协会的统计，目前全国在职儿科医生大约有11万人左右，缺口在20万人左右。然而，现有的儿科队伍中，仍然有人在选择离开。据调查，儿科医生转行的比较多，这也意味着，儿科医生的队伍如再不加强还有下降趋势。

　　首都儿研所一位年轻的儿科医生牛志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压力大、待遇低、风险高，这是年轻医生离开的主要原因。除了“医患关系”的原因，适于儿科用的药物剂型、口味也越来越少，因为不挣钱，厂家也不愿意生产，这也加剧了儿科医生的职业难度和自我认可感。

　　在放开“全面二孩”政策之后，儿科医生紧缺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对此，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最近在记者发布会上表示：解决儿科人才紧缺，需要打一场硬仗。

　　据杨文庄介绍，要加强儿科学历教育的人才培养，在有条件的高校探索开设大学本科儿科专业，加强相关专业招生培养。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也要加大儿科等紧缺专业的招生规模，进一步开展儿科医师的转岗培训，鼓励相关专业的医护人员在儿科方面进行继续医学教育。在职称评定、薪酬分配等方面都要向儿科医师、护士岗位倾斜，要改善在这些岗位工作的医护人员待遇，增加这些岗位的吸引力。

　　“关键是要有职业自豪感，社会尊重。”作为一名具有几十年临床经验的儿科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沈颖表示：除了待遇以外，儿科医生的自我职业认同感和社会对医生的认同感很重要。

　　审视一位儿科医生的成长历程，完成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习就要7至8年，即使成为正式医生后还要继续教育、不停地参加考试，培养一名专科儿科医生至少要10到15年。

　　职称晋升之路、“高大上”的论文要求，也是压在儿科医生尤其是基层儿科医生心头的难解方程。

　　“针对儿科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在基层儿科医生的职称晋升等方面给予适当的放开政策，实施强迫带薪休假制度等。”这在沈颖看来，或许不失为解决儿科医生紧缺问题的人文措施之一。

　　沈颖理解年轻儿科医生所承受的诸多压力：作为一名儿科医生，在完成大量临床工作后，回家还要学习、写论文，他会放弃很多年轻人的业余生活。加上之后晋升职称的艰难和其他因素，有些人坚持不下来，选择了退出。

　　一位去年刚刚毕业的儿科专业的博士到北京儿童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最终选择回老家发展，转行了。说这话时，沈颖平静的语气里包含着太多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