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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为官之路看似顺风顺水，实则危机四伏。从偏离正常轨道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后来的结果。 3月6日下午，在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山西省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回答山西经济下行和反腐败关系时，举了三个例子，分别提到了三个人：一个是去年被查处的省某金融机构党委书记、董事长，此人曾让企业花3.9亿为其购买公务机；一个是某厅长，一老板向其行贿三千万，并吞掉行贿字条，此公赞其“可靠”；最惊人的是某落马副市长，贪腐6.4个亿，“超九个贫困县财政收入。” 这三个人可谓个个能贪腐，人人有奇招。但他们是谁，他们还有哪些出格之举，王儒林并没有提及更多。沸腾不妨根据已有线索按图索骥，对他们的身份做一点考证。 贪腐6.4个亿：吕梁落马副市长张中生？ 王儒林对贪腐6.4个亿的官员的表述中有一个关键词：副市长。查证可知，十八大以来，山西落马的副市长除了张中生外，还有晋城常务副市长王树新，大同原副市长靳瑞林。后两者现在除了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外，并没有更多的信息被披露。 一个副市长贪腐6.44亿，超过九个贫困县财政收入。这个神秘副市长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和猜测。沸腾梳理资料认为，这一副市长所指应当为原吕梁副市长，“吕梁教父”张中生。据此前《财经》等媒体的报道称，“据知情人士，其涉嫌受贿额超过6亿元，涉案额目前已超25亿元，已知有11位煤炭富豪向其大额行贿。”人送外号“吕梁教父”。 “涉嫌受贿额超过6亿元”与王儒林所说的“查实副市长贪腐金额6.44亿元”非常相似。 张中生1952年出生于山西主焦煤产地吕梁柳林县，中央党校函授本科学历。1969年，张中生担任中阳县粮食局的保管员，此后一直深耕于中阳县34年，2004年7月升任吕梁市副市长。 张中生是非常典型的煤矿贪腐官员。无论是在中阳县，还是吕梁市，他都一手主导煤矿企业审批权，充当煤矿保护伞。 张中生担任吕梁市副市长的10年间，恰逢“煤炭黄金十年”，其在吕梁一度“一句话就能决定煤矿开闭或兼并”，因此被称为多名矿老板的“教父”。 2008年至2010年，吕梁完成了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但这种行政力量主导的资源配置导致了寻租。部分民营企业家对拥有审批决定权的官员大肆输送利益，张中生从中疯狂渔利。 据悉，一些吕梁的民营企业家给张中生行贿时，竟然使用大额承兑汇票。 此外，知情人士透露，张中生在吕梁离石、太原、北京、上海、珠海等地均有房产，包养情妇数人，甚至有人称他积累财富或达百亿。 山西省纪委通报张中生的问题时，采用了6个“严重”、两个“特别”。有媒体报道，一位吕梁的处级干部称，吕梁市委常委会已经内部通报了张中生的案情，受贿额超过6亿元；另一位接近山西省检察院的消息人士则称，张中生涉案金额超过25亿元。在本地论坛上，长期流传着，“张中生作为副市长架空一把手”的说法。因此，有人为其总结说：“级别是苍蝇，但问题比老虎还大。” 3.9亿购买专机：原山西国投董事长上官永清？ 查看上官永清履历，她从2009年2月担任晋商银行董事长，2014年7月又被任命为山西国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这正好符合王儒林口中的“省金融机构董事长”的身份。而据此前《中国经营报》的报道，上官永清是山西“飞行俱乐部”的重要成员，这一点，也正好对应王儒林“成立飞行俱乐部”的说法。 至于“长期饮用从韩国空运的牛奶”，也比较符合其女性身份的特征。 王儒林提到此人的落马时间是去年，考察相关信息，上官永清正是去年7月23日晚被中央纪检部门带走。时间上吻合。 综上可以确定，王儒林提到的落马金融机构董事长正是上官永清。 据其履历，上官永清出生于1963年，1982年毕业于山西财经大学，也就是说她十五岁就考上了大学。更厉害的是，她从一毕业，就以十九岁之身担任了临汾地区工商银行副行长，简直官场神童。不过，也有人曾举报其履历造假，指其实际出生于1959年。 公开报道显示，她自小随在临汾当干部的父亲在临汾长大，是“官二代”。在多年的宦海生涯中，上官永清与地方高官、商人牵连颇多, 还是山西“飞行俱乐部”及山西“汾酒会”两个圈子的重要成员，被称为山西政商链接中“关键一环”。 在被查处后，办案人员在其家中抄出70箱纪念币，有面额50元的建国50周年纪念币、面额100元的龙币等。 赞行贿老板“可靠”：原山西国土厅长刘向东？ “一位被查处的厅长，有一个素不相识的老板找他办事，他不同意，老板就从他的桌子上拿了一张纸，写上给你3000万，干不干？厅长看完之后，老板马上把它塞到嘴里、吞到肚里去了，厅长一看：此人可靠。事办了，3000万也如数收到了”王儒林在讲话中透露的一个重要信息是，“一企业老板向其行贿三千万”，可以推测，此落马厅长受贿金额至少在三千万左右，而且依此胃口看，其身家甚巨。 查阅资料可知，十八大以来，山西落马的厅长有：原国土厅长李建功，环保厅长刘向东，连续两任的山西省交通厅原厅长王晓林、段建国，还有煤炭厅长吴永平。这几名厅长中，与王儒林口中的落马厅长特点最相符的就是原山西国土厅长刘向东。 从公开报道可以找到他们之间的联系。 有媒体曾以“身家近亿举报缠身”为标题报道刘向东被查。王儒林此前一段讲话视频也提到，山西一位厅长被双规时，“从他身上、车上、办公室、住所、租赁的房屋等多处起获了巨额人民币，和各类外币、银行卡、存折、黄金等等，光这些真金白银就有1.5个亿，还有大量字画、玉器、古董和多套房产。这些涉案金额不下两个亿。” 而据数名山西官场人士确认，这名疯狂敛财的“亿元巨贪”，正是山西省环保厅原厅长刘向东。王儒林再次提到此人，并非偶然。何况，一次性受贿三千万的“壮举”，与其亿万身家的身份也庶几符合外界想象。 刘向东也是一名官二代。其父曾担任山西省厅级干部。或许也正是因为出身于官宦世家，他的仕途才走的风生水起。公开报道显示，刘向东从山西大学毕业后，当过几年记者，之后便进入仕途。28岁成为太原市第一商业局副局长，36岁跻身厅级干部行列。 从商业局副局长到山西省贸易厅副厅长，再到山西省环保厅厅长，出任省委巡视组一组组长，刘向东的从政之路看似走的顺风顺水，但实际上他的仕途早已暗流涌动，偏离了轨道。 在环保厅长任上时，他曾用环评权力为富商郎凤娥抢夺订单，并从中收取大量贿赂。也正因为官商勾结，在短短几年内，他才积累起亿万身家。 成为坊间谈资的还有他的私生活。据知情人士透露，刘与妻子长期分居，数年来两人仅在儿子婚礼上有过一次共同露面。而私下与刘同居的，则是一位东北女子。为出入方便，刘向东从不用环保厅配备的公车，而是开着自己的普通轿车出入两人居住的小区中。王儒林为何选择这三个案例？ 王儒林提到的这三个贪腐大蠹，其为官之路看似顺风顺水，实则危机四伏。从偏离正常轨道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后来的结果。他为何要专门提出这三个案例？从数额上看，这三个都是过去落马官员中最触目惊心的，贪腐事实惊人。而从类别上看，三个又各有所指：张中生仅仅是个副市长，仅仅依靠煤炭审批权就能疯狂敛财6.44亿。这一案例证明，在市场体系中，不受限制的行政权力将造就绝对疯狂的腐败。上官永清则是通过权力，强迫企业为其买单，这样的主动寻租行为，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侵犯市场主体的基本权利，增加企业的成本，这才是山西经济沉沦的主要原因。而刘向东，则是以贪腐彻底颠覆了市场经济的规律，优胜劣汰的基本规律失效，变成了“塞钱多者得天下”。这三个案例，从制度、企业成本和竞争规律三个角度，阐述了不受限制的权力对经济发展的严重破坏。2015年，山西GDP排名全国倒数第二。明面上，经济，成了山西的最大问题。但王儒林的讲话指明，所谓经济问题的背后，仍然是权力问题。腐败，才是导致山西沉沦的罪魁祸首。王儒林是在论述山西经济与贪腐的关系时讲到他们的，也可知，没有一个正常干净的政商环境，经济是发展不起来的，没有正常的政商环境，任何一个区域都有可能重蹈山西覆辙。 政治与商业，做不到泾渭分明，就只能一起滑入深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