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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67年，一部尘封久矣的文献，重出政治江湖。最高领导人作批示，中组部印发通知要求学习，人民出版社出单行本，这样的规格，极为少见。 一部历史文献的重新活跃，必然有它内在的逻辑，以及现实的需要。《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正是如此。问题的关键，不外两点：这部文献为何而作？现在又有何问题？ 熟悉《毛选》的人，都知道，这部作品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做结论的一部分，收录在《毛选》第四卷。内容也极其具体，讲的是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十二条。问题是，毛泽东当年为何在党中央的大会上，讲如此具体的工作方法？回答这个问题，无疑是理解习近平为何在这个时候做出批示，要求学习这篇文献的一把“钥匙”。 解读政治，无非看人、看事、看时机。七届二中全会特殊在哪？看时间就知道，1949年3月。此前的七大，召开时间是在45年；后面的七届三种全会，召开的时间是1950年6月。换言之，七届二中全会有两个时间节点，一个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一个是解放战争末期。事实上，这次会议也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唯一召开的一次全会。党史上，这次会议被描述为，着重讨论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这样的时间点，这样的定义，说到底，会议着重讨论的是执政的问题，而不是革命的问题了。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够明白，为什么毛会不惜笔墨，花如此大的篇幅来讲具体工作。理由恰恰在于：从今以后，中共要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靠谁？当然就是各级党委会。一来，党指挥枪，自井冈山之后，就一直是中共的基本原则。说到底，各级党委会是把工作做好的关键。二来，那个时候，中共本身还没有在全国执政的经验，只是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建立了政府。但，革命根据地毕竟和全国不一样，前者主要工作是农村，后者的工作是城市，包括工厂、工业生产、银行等金融系统，这些都是没有具体的经验的，需要学习，而且是集体都需要学习。 更加重要的是，向执政党转变，要立规矩、讲纪律。工作该怎么做，由谁来负责，分工情况怎样，这些问题，具体是具体，但都得讲究一个工作方法。所谓的工作方法，说白了，也是规矩和纪律。 如果说，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任务，是让中共尽快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那么经过了邓、江等时代，中共的任务就绝不仅仅是转变那么简单，更需要探索的是“如何执政”“怎样执好政”这些问题。由此，就可以回到第二个问题，习为何在如今批示？就是因为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要执好政。 激活党内传统，一直都是习的一个思路。别管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还是出台八项规定、狠刹“四风”，都可以在党的历史上寻找到它的踪影。而就这篇文献而言，习早在浙江执政之时，就已“推陈出新”。《之江新语》里面，《打好“团结牌”》里讲，要始终牢记毛泽东同志关于书记和委员之间“谅解、支援和友谊；《共演一台“二人转”的好戏》里讲，作为党委书记，要总揽而不包揽，学会“弹钢琴”，善于抓重点，充分发挥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各个班子的职能作用；《要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里讲，“一把手”是党政领导集体的“班长”……刚刚看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可以说，毛的这些论述，至今都有它的意义。尤其是对于，如何做好党委会的工作，以及党委会内部，如何立好规矩、守好纪律，意义非凡。 要知道，领导的批示，从来都不是无来由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