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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十三五”开局之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刚刚迈入2016年，有权威人士于1月4日现身《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七问七答”的形式全面解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谓释放出至今为止最强的供给侧改革信号。 权威人士称，在当前形势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要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药方有局限性，根本之道在于结构性改革。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重点和力度有所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其以“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的严肃措辞突出了改革的决心，并强调若只是为短期经济增长实行刺激政策，必然会继续透支未来增长。对于权威人士的七大解答，要如何把握其核心观点？中国经济未来又将如何在稳增长和促改革中寻求平衡？ 缘何推进结构性改革？ 第一个大前提是，缘何中国要强调供给侧改革？ 权威人士解释称，从“三期叠加”到“新常态”，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深化认识的过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正确认识经济形势后选择的经济治理药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大势所趋、形势使然；是问题倒逼、必经关口。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但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必须破除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突出矛盾和问题。” 对此，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赵扬也对《第一财经日报》解释了中国政策重点转向供给侧的原因所在，“在宏观政策讨论中，需求管理政策主要面向短期稳增长，供给政策主要面向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当前经济增速下滑并非供给能力不足，而在于供过于求。如果要实现供求平衡，要么刺激需求，要么减少供给。” 然而，刺激需求以经济增速为目标，那仍然要从“三驾马车“(消费、出口、投资)入手。刺激家庭消费在我国目前的财政、货币和社会保障体制下难度很大，效果有限；刺激出口主要涉及汇率问题，政策空间不大。在我国刺激需求主要仍通过刺激投资来实现，而这可能导致经济结构继续恶化：所形成的资本和产能在未来可能仍然没有销路。“传统需求管理政策面对如此困局一筹莫展，于是政策重点开始转向供给方面。”赵扬称。 相较于需求侧管理，供给侧管理的挑战也更大。作为新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贾康此前也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指出，在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是同时存在的一对关系。总体而言，需求管理是总量管理，侧重于在反周期概念下，各个年度短期视野内调节经济生活中银根的松和紧，施行总量的刺激或收缩；而供给管理要更多地着眼于中长期和全局的发展后劲，考虑不同角度的结构优化，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协调匹配等，显然，供给管理的复杂程度远远高于需求管理。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改革核心 当然，所谓供给侧改革并非单纯地减少供给，更重要的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权威人士指出，改革要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减少供给虽可化解供过于求，但不带来增长。经济学意义上的供给改善，主要包括增加要素投入和改善要素(劳动、资本以及土地)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长期的增长潜力。”赵扬分析称。 其实，从供给角度看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并不在于劳动力不足或者资本不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底中国就业人员中高达30%仍从事第一产业，49%的就业人员位于农村。“统计局的数据有可能高估了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就业人员比例，但即便假设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例只有10%，也仍然大幅高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第二和第三产业中仍存在产能过剩。因此，我国供给方面的主要问题不在于要素数量不足，而在于要素配置效率低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过去几年中显著下降。”赵扬强调。 为什么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会降低？ 因为资本和劳动的配置出了问题。简单地说，2008年以来的一波投资热潮没有形成有效供给。大量投资集中于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和相关产业链，形成过剩产能。以地方融资平台和土地财政为依托的地方基础设施投资可能是有经济效率的，但其财务效益由于公共品性质难以体现出来。 因此，供给侧改革不仅是去产能(减少供给)，也不是增加总供给能力，而重在提高有效供给，即通过改革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 供给侧改革不等于需求紧缩 当然，市场对于供给侧改革存在的主要误解在于，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实行需求紧缩。权威人士指出，供给和需求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互为条件，相互转化，两手都得抓，但主次要分明，“当前经济周期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但主要矛盾已转化成结构性问题。因此，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我们的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无独有偶，赵扬对本报记者亦表示：“无论如何改进供给方式，宏观经济要实现稳增长的任务仍然体现在最终需求的扩张方面，也就是投资、消费和出口方面。宏观政策对投资或者出口的刺激作用可能下降甚至失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何经济产品或服务可以被归纳到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之外，以至于不需要刺激总需求，仅通过‘供给侧’改革也可以实现设定的经济增速。” 当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需要营造稳定的宏观环境。权威人士指出，在需求政策上，既不能搞强刺激，也要防止出现顺周期紧缩。 对此，民生证券宏观研究员朱振鑫表示，2016年经济下行压力或将大于2015年，供给侧改革短期会加大经济调整的阵痛，可能逼近6.5%的底线，因此供给侧改革也需要需求侧宽松。 “用生产法比用支出法预测GDP更准确。从生产法的角度看，2015年第一产业拉动没有变化，第二产业少拉动0.9个百分点左右，第三产业多拉动0.6个百分点左右，增量基本全来自金融业(+0.6个百分点)。2016年第一产业不会有明显波动，第二产业在供给侧加快改革的背景下会继续下行，第三产业的贡献还会上升，但考虑到金融业在高基数之下贡献会减弱，第三产业上升的幅度会明显小于2015年，这意味着2016年的经济下行幅度可能比2015年更大，逼近6.5%的中央底线。”朱振鑫指出。 财政发力 货币政策适度灵活 多年来，货币政策在全球各国扮演的角色都有“超负荷”之嫌，然而经济增速并未强势回归，眼下财政政策必须进一步发力。 当前，在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如何正确把握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思路？ 权威人士指出，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五大政策支柱”整体融合、有机结合、相互配合，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重点和力度有所调整。” 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对企业实行减税，并用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的办法弥补收支缺口。 另一方面，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主要体现在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既要防止顺周期紧缩，也绝不要随便放水，而是针对金融市场的变化进行预调微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 朱振鑫指出：“货币政策是配角，以对冲为主。利差收窄和通胀企稳的挤压之下，2016年降息的次数会明显减少，但降准幅度会比今年更大。其目的就是向市场释放基础货币，对冲市场出清带来的信用收缩。此外，配合需求侧托底，政策性金融债、PPP分流的资金需求需要货币宽松来对冲，避免对利率造成冲击。” 同时，这也旨在对冲外汇占款下滑的趋势。朱振鑫表示，明年资本账户逆差和外汇占款的下滑依然是大势所趋，今年央行[微博]口径的外汇占款大降1.5万亿元，而2013年和2014年分别为增加2.8万亿元和6411亿元，一来一去产生每年近2万亿元的基础货币缺口，必须降准对冲，明年的降准次数不会少于今年。 国泰君安 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指出，外汇占款增长双向波动，不再成为基础货币供应的主要动力；锁着人民币升值趋势逆转，货币政策开启降准周期。2015年2月以来降准5次，已经超出市场预期；2014年11月以来6次降息，但是降息释放的流动性能否进入实体经济仍然有待观察。 此前， 交通银行 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微博]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也表示应慎对降息。“货币政策效应具有两个季度以上的滞后性，2015年下半年以来政策调整效果会更多地在明年显现出来。2016年市场利率水平将进一步明显下降。美国利率要往上走，而我国的利率则往下走。这样一来境内外利差收窄会非常明显。前期中美之间同期国债收益率利差只有1.5个百分点左右，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3个百分点以上。如果未来美国加息我国再降息，利差必然会进一步收窄，从而容易带来中国资本流出的压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