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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要让“游客黑名单”发挥作用，形成“一处受罚，多处受限”的效果，既不能只是一“挂”了之，也不能突破现有的法律框架，而是要在社会征信、行政待遇差别化等方面，动用行政智慧，找到“黑名单”制度的发力空间，让不文明者感受到行政处罚之外的社会压力 自今年4月6日施行《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以来，目前已有4批次16名游客被列入“黑名单”。其中有游客大闹民航机舱的，有游客在日本便利店殴打店员的，也有破坏公共设施的。 “黑名单”对于旅游中出现不文明行为起到了警示作用，但是也有旅游专家指出：在法律层面，“黑名单”制度的处罚措施还缺少法律依据，需要与前序管理和后续管理相结合，不能一“挂”了之。 黑名单制度（“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是在正式行政处罚之外，给予不文明公民“负面的社会评价”；而这个“负面的社会评价”得通过其他渠道对当事人产生不利的社会后果，从而产生震慑作用。显然，“游客黑名单”的发力不在于公布本身，而在于多个行政部门、社会组织、市场经济主体以及社会舆论的联动，让失信者、不文明者承受不利的社会后果，从而形成正式法律之外的社会惩戒。 在中国，“黑名单”机制方兴未艾，具体的实施机制还有待在实践中摸索。 首先，“游客黑名单”与传统行政法的“一事不二罚”原理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怎么让“游客黑名单”发挥作用，又避免“法外施刑”，还需要拿捏分寸。这种惩戒既要让当事人认识到自身错误的严重后果，但又不能“法外施刑”。比如不能直接剥夺进入“黑名单”游客的出境的权利，因为这缺乏法律依据；但是，可以在边检、海关、银行征信等方面，给予一些“罪刑相当”的差别待遇，让当事人切实体会到不文明行为对自身造成了不便，从而以儆效尤。这类创新性的社会管理手段，并没有现成的做法可以照搬，还需要职能部门拿捏妥当。 其次，“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机制还需要多部门联动，才能发挥效果。按国家旅游局的规定，在形成“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之后，必要时，旅游主管部门要向公安、海关、边检、交通、人民银行征信机构等部门通报。但是，囿于《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本身只是国家旅游局的部门规章，它不可能规定公安等其他部门如何使用“游客黑名单”，并以之为依据对当事人加强监管、给予其他的差别待遇。所以，正像有的专家所说，待“黑名单”制运行一段时间之后，有必要总结经验，适时修订《旅游法》，明确“游客黑名单”的相关联动执法、监管机制。 说到底，“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是一个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协同执法监督的命题。最终要让“游客黑名单”发挥作用，形成“一处受罚，多处受限”的效果，既不能只是一“挂”了之，也不能突破现有的法律框架，而是要在社会征信、行政待遇差别化等方面，动用行政智慧，找到“黑名单”制度的发力空间，让不文明者感受到行政处罚之外的社会压力。（沈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