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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16日，中国进入两会时间。2214名政协委员，2943名人大代表，齐聚北京共商国是。 会前会后，会上会下，期待多多、热议多多，实在难以一一呈现，于是记者冒挂一漏万的风险，根据采访所得，报道八大热词如下。 热词一：“十三五”规划 “本次大会重点是围绕‘十三五’规划建言献策。” “本次会议期间，‘十三五’规划是大家最关注的议题之一。” 无论是3月2日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还是3月4日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全国政协会议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和全国人大会议新闻发言人傅莹，在发布会开篇便提到了“十三五”规划，由此可见，本届全国两会对“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审议工作高度关注。 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两会，在8239件代表建议中，有近800件就编制“十三五”规划纲要和“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意见。而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重要议程之一就是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为何代表委员会如此关注“十三五”规划？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界认为中国面临新的挑战，世界经济形势也不是那么给力。在这种情况下，外界非常关心，想知道中国能够拿出什么样的魄力、什么样的智慧去破解难题。”傅莹坦言，社会各界对中国将用什么样的方案、什么样的措施、什么样的投入实现稳定增长，推进供给侧改革非常关注，尤其是“十三五”规划是2020年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最后一个五年规划，人们不仅给予了高度关注，还赋予了很多期待，希望能够吃到“定心丸”。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鄢一龙分析，经济发展五年规划有三大功能：对公共资源配置有约束作用，主要体现在各种约束性的指标，这对于市场的决定作用是一种补充；对于混合产品相关资源有引导作用，比如产业结构调整、“中国制造2025”战略，主要是由企业落实，但政府宏观上给予指导；有预测性功能，稳定社会预期。 “五年规划将市场的活力与政府的宏观规划相结合，有利于资源更有效的配置。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及我们国家政治体制的优越性。”鄢一龙指出，“很多西方国家没有类似的规划，即使有也只是执政党的一种政治愿景，还要经历博弈过程。而中国有一套机制推动规划落实，让整个国家沿着一个方向实现共同目标。” 热词二：供给侧改革 在全国两会现场，记者们频频针对“供给侧改革”发问，这是今年代表委员们重点讨论话题。根据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主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 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正从“高频词”化为政府、企业明晰具体的改革“路线图”。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后，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式启动。2月底，中国人民银行降准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如何推进落实供给侧改革，让产能与需求相匹配，这涉及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分配以及利益的调整。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钱军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供给侧改革的落实重点应该在财政政策方面发力。 钱军指出，“去产能，肯定要靠第三产业支撑，靠消费、靠新兴行业、靠创业，这就需要财政方面的结合，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给中小企业减税，尤其是给第三产业、新兴行业的企业减负。减税就意味着政府的收入短期内会减少，不过中央政府的负债率是很低的，减税空间是有的。另一个方法是地方政府推动项目，当然，地方政府推项目前，应该评审一下哪些应该做，哪些可以做，哪些能够做。”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金煜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给出了相同的观点，去产能最重要的还是财政税收方面有所落实，“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已经提出，接下来应该减少税收，一方面降低企业成本，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政府的负债促进公共经济的发展。” 金煜同时提出，供给侧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切入口是，解决好人口流动问题。他表示，“从供给侧看，一个是要调整这个结构牵涉到的户籍制度，像上海最近今年已经开始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如果要进行结构调整的话，人口因素还是非常重要，这也会牵扯到深层次的户籍制度改革问题。” 金煜认为，供给侧改革强调的是结构的调整，希望把原来粗放型的经济向节约型经济进行转变，“无论是企业转型也好，还是人口转移也好，都需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需要企业进行一定的投入，政府需要在宏观经济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方面有一个组合。” 供给侧改革，除了在财政政策上发挥政策效力外，金融市场有无发挥的空间呢？ “当前供给侧改革，要充分发挥金融行业作用，帮助企业去产能。”全国政协委员、原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梅兴保在本届全国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去产能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应当充分发挥金融行业的宏观调控、引导作用，帮助实体企业去产能，加大对不良资产的处置。他说，其中债转股的方式值得研究，这也是今年他参加全国两会递交提案的重要内容。 去杠杆方面，金煜表示，金融工具也有发挥空间，“政府目前的债务虽然较高但还是可控制的，所以去杠杆不应该从静态的角度去考虑，比如过多地发行新债去偿还旧债，政府应该从动态的角度去看去杠杆这个问题，可以考虑债务向未来分摊，通过金融市场的债务分摊减轻政府偿还债务压力，同时也鼓励了政府继续提供公共品，减少了系统性的风险。” 热词三：房地产去库存 近几年的全国两会，“房地产”总是一个逃不开的话题，今年房地产最大的话题是如何“去库存”。 数据显示，1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有38个城市环比上涨，一线城市房价平均涨幅超过20%。其中，一二线城市房价居高不下，涨幅居前，相反的是，三四线城市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去库存压力。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去房地产库存，包括首付降至20%、调降契税和营业税、公积金异地购房等措施。 “房地产库存问题应受到高度重视。”全国政协委员、住建部专家委员会成员张鸿铭3月2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60多亿平米的库存，占用的资金总量约达到40万亿”，“1/3左右为开发商的自有资金，至少28万亿是向债权人融资的，其中又有14万亿是向金融系统融资的，约占2015年底中国货币供应量（M1）的34.91%。” 张鸿铭认为，现有库存有两个难点，“一是非住宅库存。2011年中国全面实施‘限购令’后，房地产企业大量向非住宅（写字楼、商业）进行投资。如今，这部分非住宅项目的土地性质难以转化，并出现严重的积压。据估算，非住宅库存占用的资金规模约有十几万亿。二是三四线城市库存。这部分库存的问题，是简单的降价所无法解决的。” 如何解决房地产去库存问题呢？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建设管理与房地产系教授、房地产研究所所长施建刚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方式还是很多的，比如降低交易税费、降低房价等。 在他看来，一二线城市在消化库存上没有问题，一旦政策松绑，库存马上就能消化。但是三四线城市现在确实存在问题，不少的房地产开发商，包括大型房地产企业到三四线城市开发的房产消化都比较慢，“因为三四线城市消费观念不一样，对住房的投资性兴趣没有一二线城市居民大。” 消化库存的路径有何选择吗？ 施建刚表示，消化库存需要分层次消化，“比如说一线城市，市场基本就能自行消化，二线城市，由于限购政策基本已取消，压力也不大。对于三四线城市，一方面，要想办法吸引一二线城市居民向三四线城市引导，尤其是65岁以后的老年人。怎么去吸引他们呢，一方面通过低房价；第二方面通过税收，比如最近出台的印花税还是可以的；再一个是解决户口的问题。” 遗憾的是，目前人口流动方向与施建刚的期待是相反的，这种情况下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就不会跌，而三四线城市很有可能会跟风涨。 对此，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房地产与城市研究中心副教授张思思指出，“三四线城市之所以去库存难，关键还是这个城市的配套设施比较差，之所以大家都想去北上广深，是因为这些城市的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和医疗卫生等配套设施能够吸引人的流入。另一方面是城市的活力，包括就业机会等都是三四线城市所缺少的。” 张思思说，“目前很多房地产政策都是一种短期的政策，急于消化库存，缺少长远的规划，包括鼓励农民工进城买房的政策，如果没有户籍制度的配套改革，没有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配套改革，以及很多大城市房价一直居高不下的话，很难达到让农民工买房的效果。” 针对去库存，金煜不忘提醒，去库存的同时还是要防范金融风险，“现在有一种说法：做一年的工作还不如去买套房。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逐步地去库存，这样可以较好控制某些区域内的投资泡沫。” 热词四：脱贫攻坚战 2015年底，中央召开的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到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700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都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会上，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也签署了脱贫攻坚责任书。 一场脱贫攻坚战正在中国多个省份打响。这是中国今后五年最艰巨的一场“硬仗”。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钱军认为，从金融角度上看，贫穷人口和富裕人口有非常大的区别。他指出，“很贫穷的地方根本没有机会去接触金融工具，最简单的比如说开银行账户。非洲很多很穷的国家70%以上的家庭没有银行账户，银行考虑风险也不愿意去那些地方开。所以从金融角度来扶贫的话，金融能够做的实际上是让金融的覆盖面扩展到农村。除了传统的金融机构以外，互联网也可以发挥作用，但是这方面安全还是很重要。农村要真的接触到金融服务，第一个他可以开个账户存钱，第二个他能够借钱，但借钱的风险要在能够计算控制的情况下。” 全国政协委员、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提到了运用互联网来扶贫，他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呼吁，应加大力度推进中国“信息扶贫”事业发展，通过多种方式提高我国贫困地区农民互联网应用水平，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精准扶贫。 杨元庆认为，互联网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帮助传统经济社会领域打破时间、空间限制，打破信息壁垒，实现帮扶需求与供给的有效对接，最终推动扶贫工作实现模式和运行机制的转型升级与创新。 “2015年以来，在国家‘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引领下，全国掀起了新一轮的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的浪潮，互联网对商业、金融、教育、旅游等传统行业产生的带动效益日益凸显。”杨元庆认为，当前，要实现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扶贫”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一是当前我国贫困地区经济有所发展，但信息化基础建设设施相对落后，互联网普及率偏低。第二，各省市扶贫信息网站已初见规模，缺乏国家层面社会信息对接网络平台。第三，目前中国贫困地区农民互联网应用能力有待全面提高。 因此，杨元庆建议，要加强多方合作，完善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重视社会参与，构建全国性的社会扶贫信息对接平台，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精准扶贫；提升素质，通过多种方式提高我国贫困地区农民互联网应用水平。 热词五：中国制造2025 “中国制造2025”命题是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如何更好地落实，也成为本届全国两会的重要讨论话题。 众所周知，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研究如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改变“大而不强”的现状已是当务之急。 3月1日，全国政协委员、美特斯邦威董事长周成建向《国际金融报》记者提出的两会建议：要推动中国制造业的升级，一方面要发挥产业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扶持“衣、食、住、行”大消费领域中的中国民族品牌，通过民族品牌的行业影响力带动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另一方面需要营造适宜的政策环境，如同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一样，推动制造业、民族品牌的创新升级。 周成建认为，“十三五”规划提出让制造业升级，实现“中国制造2025”。在这次转型升级过程中，民族品牌、制造业的发展必然要与互联网、高新技术产生深度融合，需要充分借助互联网应用场景、互联网工具完成企业升级、品牌升级和竞争力重造，企业需要为这一深层次改造投入巨大努力。 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中提到：建设制造强国，必须发挥制度优势，动员各方面力量，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政策措施，建立灵活高效的实施机制，营造良好环境，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几十年来，中国制造在产业低端链低端生存，是一个大进大出的格局，大量从国外输入原料元件，再把大量成品输出，企业赚取微薄的中间环节费用，并把污染留在国内。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赵克锋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如此的“大进大出”意味着只能发展沿海城市。 “这些年的发展告诉我们，通过适当管理和政府指导，可以让上游的元件制造也放在中国，加上渝新欧铁路比海运还低的运费，内陆城市也可以迅速发展起来。下一步，就是要看如何通过互联网去中间化，提供一站式服务，让国外厂家和顾客可以更直接地跟中国人做生意、购买我们的产品，这其中比较加强教育，加强法制。另外，中国制造必需更慎重地考虑绿色制造，不要祸害后代。”赵克锋指出。 热词六：互联网+ “互联网+”可以说是当下中国经济领域最红的名词之一，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在2015年的全国两会上递交的《关于以“互联网+”为驱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建议》中呼吁，希望“互联网+”生态战略能够被国家采纳，成为国家战略。而此次，他带上两会的建议中便是关于进一步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落地的。 目前互联网作为信息能源的基础设施地位明显，像水和电一样融入人民生活，融入各行各业，并催生出如互联网金融、在线租车等新业态，在政府推动和市场主导下，电信业、制造业、软件业等一齐参与到“互联网+”的融合发展进程中，共同推进国民经济建设取得跨越式发展。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马化腾建议，相比“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程度，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还需全面提升；面对“互联网+”催生的创新业态，当前监管理念需要逐步转变；“互联网+”行动计划实施过程中的配套政策还要持续落地发挥实效；“互联网+”时代面临更多的信息安全问题挑战。 而在互联网+进一步落实和升级过程中，赵克锋向《国际金融报》记者指出，互联网产业的下一步应该是物联网，不少互联网巨头也预言互联网会融合传感网、移动互联网形成物联网，让万物可以联通、寻址、被控制。 “过去20年，互联网发展迅猛，不过，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不少。比如说，对传统产业的冲击，对传统消费模式的颠覆的同时，新消费模式并没有真正崛起；知识产权保护的缺乏让创新乏力；互联网平台，特别是互联网金融平台，还存在粗放式发展的问题。”赵克锋表示，“让互联网产业升级，真正普惠大众，互联网的监管是必要的，政府要多做研究，当然，也不能矫枉过正。” 热词七：监管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金融市场显露的局部风险，特别是近期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说明，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 特别是2015年，中国资本市场波动幅度较大，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表示，相关的经验教训一定要总结，其中就包括监管方面的问题。因此，本届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对金融监管体制如何改革的问题也比较关心。 目前，在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情况下，金融跨业发展的情况越来越多，如何加强金融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调、防范金融系统风险，促进金融发展，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成为两会关注的重点。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贺强3月4日便向记者指出，为防范金融风险、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互联网金融联合监管很重要。 “互联网金融扩张到金融领域方方面面，比如互联网证券、互联网保险，业务扩展很多。很多业务是互相交叉，只靠一家分工监管肯定不行。”贺强指出，“监管部门应加强协同监管。这个要落实，比如设立办公室、小组、委员会，有实际机构有人员。” 贺强进一步强调，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从监管层而言是缺乏人才，缺乏既要懂互联网又要懂金融，这样的复合型人才，所以监管人才很重要。因此，要重视对互联网金融监管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金融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的。”贺强认为，要坚决取缔违法违规的行为，鼓励大的公司参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应有门槛、把关审查、持证上岗。 针对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钱军在接受《国际金融报》采访时认为，让金融市场变得更市场化这点很重要，具体来讲就是股市、债券、汇率的市场化。 热词八：绿色发展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维护生态安全的讲话、论述、批示超过60次，对绿色发展高度重视。 自2013年以来的全国两会，习近平对绿色发展都有关注。2013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2014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强调，经济发展要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2015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指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十三五”时期，五大发展理念中就有绿色这一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成为社会共识，但现实距离这个目标还比较远，一到冬天雾霾围城的问题远远没有得到根本逆转。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刚刚履新不久，他在两会记者会上的专业性发言让大家印象深刻。到了今年，巴黎气候大会已经达成减排协议。另外，北京官方已经确定将通过建立城市通风廊道来吹霾，这引发热议。面对环保领域的老问题和新情况，代表委员以及决策官员会怎么说? 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核动力研究院院长罗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议开展全国性的自愿减排交易试点，大力支持和鼓励自愿减排项目，“引导与激励全社会积极主动地自愿减排，才能真正推动经济社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转型。” 据悉，从2013年开始，我国已经在七个省市全面启动了碳交易试点，2015年度碳市场交易总量大约6600万吨。 但在罗琦看来，“在目前国内碳排放权实行配额管理制度下，不排除部分控排主体在没有减排作为的情况下，仍有视作减排成果的结余配额转让，实际交易标的仅仅是没有用掉的配额。” 罗琦建议，进一步开展全国性的自愿减排交易试点。一方面，对自愿减排项目的支持政策至少与配额管理并重；另一方面，取消对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的区域限制，支持核证自愿减排量在国内市场实现全域流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