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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蒙医治病，尤其蒙医治疗骨伤科疾病，往往方法简练粗俗，使用的器械极简单,医生费力少,患者痛苦小，但治疗期短，愈合快，效果好，功能恢复好，并发症少。 只有经过长期临床实践、刻苦锻炼的医生才能掌握其真谛，真正敢当“蒙古大夫”。《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手法总论》中对此有论述：“机触于外，巧生于内，手随心转，法从手出”。正骨医生的高超机巧，看起来灵活娴熟是表现在外，实际这种技能是发源于内心，因为医生的手是随着其心意动作的，而高明的治疗是随着其手法动作而完成的。 而且“蒙古大夫”可不是随便就能当的，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正规军，其中佼佼者更是享有“御医”编制。比如说明朝，施行的是官医制——为宫廷、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治病的医生是有官职的，拿俸禄，担责任，这就是著名的“十三科”，其中“金簇”、“正骨”合一起是其中的一科。但是，在明朝的时候，这一科还不受重视，直到清代这种情况才有改善。 因为清代初年，还是屡屡用兵，战乱频仍，满蒙入关后还没有马放南山，骑射之风仍然很盛，尤其是八旗子弟更善骑射，八旗兵种还有“相仆营”这类设置，因此，时常发生个“坠、仆、跌、折”，发生关节脱臼、筋骨损伤、骨折、箭矢伤等等就显得很平常了。于是，生病的人多，病的情形多，自然需要治疗的医生多，呼唤高明的医术，当此之时，一个世人不熟知的组织脱颖而出，这个组织就是清代上驷院绰班处（与之类似的组织还有蒙古地区喇嘛寺庙中的曼巴扎仓）。 1644年顺治帝执政时设立“比帖式”，这是这个组织的前身——一个宫廷侍卫组织，相当于中央直属卫队（“顺治十八年，设阿敦衙门，以大臣侍卫管理，无定员，设比帖式十五人”）。直到康熙十六年才改名为上驷院，到雍正六年“奏准，上驷院堂官定为三品卿职”，这个组织的主管官员的职位品级确定下来了。这时该组织的主要任务仍然偏重于为政府机关、军队特殊部门养马、驯马，同时也管理有众多蒙古医生（这些医生享受侍卫编制），不过这些医生主要服务对象是武官、军队将领和受伤的骑兵。 到乾隆十一年这个机构增加了一项职能——教育：“奏准，于蒙古医内拔选医道优长，堪充教习者，授为蒙古医生头目二人。给予八品虚衔顶戴，令其教习蒙古医生。” 到嘉庆、道光年间，也许因为上驷院绰班处的本领比太医院“正骨科”的大吧，皇帝下旨把原来归太医院管的正骨科索性也划归给了上驷院绰班处的领导管，即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旨以正骨科划归上驷院蒙古医生长兼充”。 机构整合后的上驷院绰班处，职责主要是为皇帝、后妃、亲王、贝勒、阿哥、格格、内廷文武官员、执事人员等公务员、公务员家属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并且要在限定日期内治好，否则必受惩罚。 今天，上驷院绰班处出身的高明医生我们已经找不到了，但这个组织的精神、医术还在传承，比如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院的吴定寰吴老及其弟子刘刚、徐斌等，都是从历光绪、宣统、民国、新中国四个时期而一直在正骨界“执牛耳”的夏锡五夏老一脉传承下来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