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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已成为全球数量最多和更换频率最高的电子产品，而我国是更换手机频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资料显示，中国人更换手机的频率为8－12个月，也就是说每年都会有近8000万部旧手机被淘汰。大量含有害物质的废旧手机，对环境产生极大危害，如何高效治理和回收利用也成为一大难题。（11月13日《新快报》） 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手机大国，每年产生废手机8000万部确实成了环保负担。据了解，手机含有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联苯醚6种有害物质，无论是焚烧，还是放在野外腐蚀风化，都会成为毒性污染源和癌症凶手，放纵废手机泛滥也是自杀行为。遗憾的是，我国废手机管理依旧在放羊状态，废手机正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公害，发展与我国废手机市场相匹配的废手机回收利用产业链，已经是当务之急。 首先，要从国家层面建立废手机回收产业体系。我国废手机产生量风起云涌，而回收废手机产业链体系却“波澜不惊”，原因在两个方面。一是废手机回收利润微薄，二是循环利用产业链也没有全国大面积建立。这就造成废手机有产量没有市场的局面，指望眼下社会力量、市场力量回收废手机只能是无望。而废手机“毒害”不亚于“炸弹”，又不允许废手机乱丢、乱扔、乱“作案”，这就决定政府要对废手机出手，建立回收利用循环产业链“救市”。 其次，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建立废手机循环回收利用系统。可参照英国、日本、美国废手机产业运作模式，即用政府资金建立各种废手机回收、转化产业体系，再把处理成型的塑胶产品、金属产品低价上市，吸引社会资本、民间产业“联姻”，形成庞大的废手机回收市场。同时，在各个回收废手机商激烈竞争、促使下，上门回收民间废手机市场就会做大做强，民间的废手机想乱扔、乱丢、乱污染都难。政府还可以对民间回收废手机企业累进重奖，确保民间力量对废手机“一网打尽”。 再者，要立法对乱丢乱扔废手机惩处。乱扔废手机等于乱扔“炸弹”，等于在社会制造“伤害案”，立法刑责惩处很有必要。有了法律刑责横刀立马，民众就会对废手机高度敬畏，促使民众把废手机及时投放废手机回收市场。而那些因乱丢废手机被法律惩处者，也会成为杀一儆百的反面教材。法律禁止的，就是民众禁止的，这是公民的共识，立法管理的意义远远大于惩处，其宣传意义、教育意义、指导意义、震慑意义巨大。如果法律之剑不给“寒光扑面”，显然是法律对废手机危害社会的纵容，更是立法的“硬伤”。 每年8000万部废手机“产量”呼唤政府“销量”，等于每年多了8000万颗“毒弹”，政府有条件要建立回收、转化、利用体系，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建立。电子产品空前繁荣，废电子产品回收利用工程必须配套，只有建立配套的废电子产品回收利用循环系统，电子产品生产、服务社会才能可持续下去。这个“烫山芋”我国必须“吃”下去，怕是怕不掉的。（郑家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