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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 1994年，有4000万农民进城打工 2015年，进城务工的农民数量达到2亿6000万 全国妇联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有6100多万名农村留守儿童，平均每5个孩子中就有1个农村留守儿童，其中全国有205万名独居留守儿童。 我们国家有330万乡村教师，约占整个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总数将近四分之一 在乡村教师的待遇上，中央财政下拨了综合奖补资金22.8亿元，这个数字超过历史上的数字，受益教师达到了94万人 “留守儿童、乡村教育是今天社会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十八大以后，中央一系列文件提出了五个发展理念，其中‘共享发展’，我们要把共享发展的理念体现在乡村儿童教育这个问题上。”9日，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市第四中学校长刘长铭表示。 2015年，进城务工的农民数量达到2亿6000万。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带来的后遗症正在逐渐凸显，留守儿童问题正是其中一个缩影：乡村教育落后、家庭监护缺失、卫生计生教育不足导致的城乡贫富差异加剧、儿童意外死亡、性教育与性侵害问题等，均是社会大众密切关注的热点。 乡村教育 不能简单复制城镇模式 今年的两会上，针对乡村教育特别是留守儿童教育，代表委员们的提案、议案都呼吁受惠于“农民工进城”的政府与社会倾斜政策、加大投入，发展具有乡村特色的乡村教育。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市第四中学校长刘长铭认为，在发展乡村教育的过程中，要重新认识村校对于打造乡村文化的重要作用；过去撤并村校是从效率考虑来推进乡村教育的一种方式，现在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并且，乡村学校不能是城镇学校模式的复制，也不能是城市升学教育的一种简单移植。乡村儿童有着特殊的需求，特别是对于留守儿童，他们在情感、心理方面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爱，应该研究这些需求，能够调节补偿他们不在身边的情感需求。 温铁军点评 国家财政应支持乡土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温铁军教授在接受《北京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年国家虽然一直在给农民减负，但也并没有按照人均水平来承担农村的教育公用经费。 “财政给的钱不够，养不起学校和老师，再加上农村人口外流、生育率下降，导致生源不足，村校无法维持，造成了大量的村校撤并，最后结果就是直接影响了农村的教育，乡村教育全面破坏与撤并村校有很大的关系。”而近些年教育产业化又导致了教育丧失其公平性，甚至成为贫富差距的制造者。 温铁军认为，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工业文明晚期，而生态文明要求人的多样化发展，因此乡村教育应立足乡村社会，进行以本地化知识为主的乡土教育，让更多的人能够在农村生存。 “15亿人，将来城市化程度即使有60%，也仍然有六七亿人生活在乡村。在乡村生活需要什么知识？山区、高原、平原，各地的生存方式不同，知识不同，没有乡土教育，没有人愿意留在乡村。是否允许各地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发展乡土教育？国家是否应该以财政来支持？” 家庭监护 多创造就近就业机会才是根本 “我在调研中听到一些留守儿童说，很恨自己的父母，就问他们为什么，说爸爸妈妈出去打工，几年都不回家一次。”全国政协委员、南充市政协副主席朱家媛在接受《中国妇女报》采访时说，“孩子有这种想法非常可怕，父母本是他们最亲的人。” 据《贵阳日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民政厅厅长罗宁认为，希望政府尽可能创造更多就近就业机会，最终让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共同关爱留守儿童。据《人民政协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贵州毕节市副市长冉霞表示，鼓励和支持外出务工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等等，这才是留守儿童问题的治本之策。 温铁军点评 多强调城镇化以缩短就业半径 温铁军教授表示，留守儿童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只有通过综合性的三农政策安排，才能把这个派生问题顺带解决。 “人是以家庭为单位生存的，当我们过度强调对乡村劳动力资源的开发时，就派生出了留守儿童的问题。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应该靠城镇化与乡村发展‘两个轮子一起转’。” 温铁军认为，现阶段不应该再强调城市化，而是强调县以下中心镇发展的“城镇化”战略，让大量农民能够在本村、临近城镇等就业半径比较短的地区就业。“通过互联网让农村中的创业人才就近在城镇创业，形成中小企业在城镇的集中，带动周边农民‘不离土离乡’地就业，白天去城镇上班，晚上骑车或者坐公交就能回家，这样的农村家庭既可以有外出打工挣钱的能力，又能保持家庭的完整。” 温铁军认为，如果落实2020年的扶贫战略，应该对贫困地区、山区、高原、荒漠等不太有条件发展的地区倾斜性地给予公共开支，这些地方的农民才能结合本地情况来形成本地化的发展。“这是一个政策导向的问题，国家财政投资不应过度集中在城市。” 儿童保护 安全教育普法教育刻不容缓 近几年，农村留守儿童发生溺水、交通意外等事故，遭受拐卖、性侵犯等非法侵害，以及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比例都较高。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建议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框架下，由国务院制定出台《儿童安全工作条例》或《学校安全工作条例》，将政府、学校、家庭、企业、公民等在儿童安全教育和治理中的权责、奖惩、组织保障、财政保障等加以明确。 据新华社报道，全国人大代表、明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欣蓉表示，更需要在农村地区普及儿童防性侵的教案和教材。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更表示，针对家庭内部的性侵害，应加强国家监护制度。 孙雪梅点评 “农村性侵非常严重才会曝光” 女童保护项目负责人、凤凰公益主编孙雪梅在接受《北京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被媒体公开曝光的儿童性侵案件有340起，其中城市地区案例多于乡村地区。 “首先，城市案例多说明了城市的监护比较到位。其次，被曝光的只是实际发生的冰山一角。”孙雪梅表示，农村地区监护不到位，性侵案件的发现比较困难，但只要一曝光，都是比较严重的，比如一人性侵多人、性侵多年等。 “留守儿童被性侵，主要是家庭监护的缺失和防范意识的缺乏。家长把孩子给长辈抚养，长辈更保守，‘谈性色变’，不会去跟孩子说这个问题。有的甚至孩子说被别人摸了哪里，长辈还会说孩子瞎想。”孙雪梅介绍，女童保护项目推出了学生和家长版的教案，告诉孩子如何防范和应对、告诉家长如何识别孩子是否遭遇性侵。 女童保护项目一直在偏远山区开展防性侵教育，但孙雪梅也坦言，这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如果经济发展不平衡无法解决，那么父母和子女的分离就会长期存在，监护缺位就会长期存在。最重要的还是让这些父母有在家乡就业的机会，但现在我们该做能做的一些教育还是要做的。”本报记者 白歌 J24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