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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华润集团董事长 傅育宁 过去我们在商场消磨的时光，正越来越多地花费在网络空间里。相比大型购物商城，电子商务网站的商品似乎更为琳琅满目，便捷、高性价比、个性化。现在，你还去商场购物吗？ 5日，李克强在作工作报告时17次提到了“消费”二字，对于今年政府的工作任务，李克强指出，深挖国内需求潜力，开拓发展更大空间。适应消费升级趋势，破除政策障碍，优化消费环境，维护消费者权益。壮大网络信息、智能家居、个性时尚等新兴消费。鼓励线上线下互动，推动实体商业创新转型。 这一表态也发出了重要信号：在消费领域，电子商务的兴起，为我国消费升级提供了巨大的平台和空间。 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李克强表示，去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6.4%，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这一数据比上年提高15.4个百分点，是一个飞速的增长。其中“剁手族”功不可没，2015年全年全国网上零售额38773亿元，比上年增长33.3%，占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2.9%。按照这个比例，未来电商消费的增长空间巨大。 然而，若将电商仅仅理解为“互联网＋零售”，无疑是片面的。互联网＋物流，互联网＋农业，互联网＋健康……都在深刻改造产业结构，助力消费升级。 这一趋势的作用不可小觑。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是最应“挑起大梁”的一个。因此，消费潜力的释放、消费能力的升级，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意义重大。 当然，我们并不能忽视这种变革带来的阵痛。在互联网席卷之下，百货业巨头出现关店潮、倒闭潮，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市场，旧有的发展模式正在被这个时代加速淘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 正如董明珠宣称“格力不是传统企业”，“苏宁电器”完成向“苏宁云商”的转身，传统企业已然走向转型之路。好消息是，蛋糕足够大，红利尚未终结。 ★个案 三线小城居民：从逛老商业街到网购成日常 小杨的个人感觉是，如今生活上的一切需求都能在网络上搞定。他在北京上大学，顺利找到份工作留下来，结婚成家然后定居，买了一套五环之外的房子。“西单、王府井人太多，不愿意去挤着，已经记不清上次去是什么时候了。”他说，周末节假日更多会光顾的是距离比较近的小商场，为了吃饭、看电影，顺便逛个街。 小杨说，家里除了装修时，一趟一趟去跑建材城，其他从大小家电、服装鞋帽、锅碗瓢盆、零食水果，基本都由老婆在网上解决。每逢“双十一”这样的打折季，家里的包裹就收不完。“需要什么样式什么型号，网上都介绍很清楚，再浏览一下买家秀，到手以后不会有太大出入。即使有些毛病，现在退换货也都很方便。”他表示。 家里面消费主力是老婆，小杨觉得，家里衣柜有穿不完的衣服，存了用不尽的化妆品。“对她现在来说，国内购物没什么新鲜感了，喜欢直接买洋货，海淘网站，叫亲戚朋友代购回来。” 小杨的老家是三线边陲小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还是常去逛老商业街，需要什么顺手买来。不过他也发现，这种模式正在改变。“我妹是90后，在家附近上班。最近几年家里人的衣服，还有饼干坚果零食等都是她从淘宝上买的，我爸我妈都挺满意。去年还在京东买了一台电脑。我妹现在的抱怨是：家里地方太偏了，有些快递不给送到。”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蒋洪
全国政协委员、苏宁董事长 张近东
“这两年春节回家还挺吃惊的，别看是小地方，什么滴滴打车、饿了么都没落下，在北京用哪些App打车、叫外卖都能继续用。”小杨这次离开家前，装上了无线路由器，有了WiFi，他考虑要不要买一台互联网电视，“也不贵，几千块钱。正在说服老人转变观念，家里电视买了不久也没啥毛病，当更新换代呗。” “线上线下商业应公平监管” 全国政协委员、华润集团董事长 傅育宁 新京报：有了电商，大家就不爱逛超市了。你有这种感觉吗？ 傅育宁：这是消费升级的需要，说明我们消费者对品质要求更高了。我们的角色是为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消费品，随着消费升级，对产品一定不仅仅有价格上的竞争力，同时有消费品品质提升的需要。 互联网技术应用上有两个思路：一个是依托传统产业原有优势，嫁接互联网新的特点；一个是从互联网出发，重新推动商业模式，汇集社会资源服务市场。 新京报：互联网对传统产业带来的变化是什么？ 傅育宁：传统产业在品质控制、商业管控、服务上有优势，结合互联网的便利性，使客户需求反应更快，服务更个性化。这一点也是线下传统企业所希望看到的变化。年轻消费者使用互联网很普遍，线下商业有效使用互联网技术，能够及时把握消费者对商品的需要，对我们组织货源，供应商品，都有帮助。 新京报：你这次提案中涉及了监管电商的内容，出于什么考虑？ 傅育宁：上面讲的两个方式不同，各自问题解决得好，都会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扩大我们的市场，改善我们的服务，最终有效服务客户。作为监管机构，应该对这两类发展模式都鼓励的同时，创造公平的监管环境，对线下企业要求做到的事线上应该做到，比如，要求对产品品质负责任，依法纳税。 我们谈电子商务平台规范的监管，其实描述更准确的是，监管者对线上、线下商业发展要有同样的监管标准和框架，这是营造公平商业环境的应有之义。 新京报：你有看到什么监管不足造成的消极影响？ 傅育宁：互联网不需要空间，有一个平台就可以了，有优势——成本低。虚拟方式看到商品，和实际商品是否一致呢？没有监管就会出现大量的退货，这也是我们这两年看到的。因此带来的浪费也是很突出的。监管要提出一个共同的标准，对于所有从业者，无论线下、线上。 “减税是消费升级必要手段”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蒋洪 新京报：为什么老百姓的消费，需要去鼓动呢？ 蒋洪：消费升级，取决于消费能力。现在的问题是，老百姓口袋里钱还不够。因为按照分配格局来说，掌握在政府口袋里的钱还是多。所以要刺激消费，就需要减税降费，做出调整，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收缩政府收入。 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董事长 李东生 我很高兴看到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这一点，把减税放在了重要内容。但需要注意的是，减税政策不应该作为应对眼前困难的一种手段，而是作为市场经济的长期考虑。国民收入应该更多放在老百姓口袋里。 新京报：从生产的角度，如何理解消费升级的必要性？ 蒋洪：除了具有消费力，我们还要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这依赖于企业活力，依赖于企业创新能力。没有创新就没有办法生产出更好的产品。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土壤。 这跟我们政府也有关系。如果政府在生产经营方面过度介入，搞很多国有企业，而且国有企业的经营边界不受限制的话，它会大大挤压民营企业的空间。经济要有活力和创新能力，一定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要发展民营企业，一定要把国有企业限制在一定范围里面。 新京报：您认为国有企业应该退出哪些领域？ 蒋洪：很多产业领域都可以退出。从长远目标来看，国企可以参与一些公共事业。但如果是在民间愿意做，而且能做得好的领域，国有企业就不要进了。 新京报：国有企业有资金优势，是否意味着在创新领域同样具有优势？ 蒋洪：这个想法不太对。真正创新资金不是从政府而来，而是来自民间，通过民间风险投资机制，通过市场方式，把钱筹来。这里的好处是，谁投钱，谁负责。创新有一个特点，一定是绝大多数人不懂，甚至很多人反对的东西，如果大家都懂都赞成，就很难做到创新。在这方面，民企的机制更为灵活，也更有优势。 “2016年是大消费的机会” 全国政协委员、苏宁董事长 张近东 “对于大消费、大服务领域的企业来说，2016年应是我们难得的机遇年。”全国政协委员、苏宁董事长张近东在3月4日接受媒体群访时表示说。 据了解，张近东带的5个提案中有两个与拉动消费有关：一个是建议加强农村电商人才培养，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一个是建议加快跨境电商O2O发展，促进消费升级。 他认为，中国正在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已经在苏宁平台上表现了出来。2015年的业绩快报显示，去年全渠道增长达到24%，线上增速达到94%，“这是我们启动转型发展以来的最大增速，苏宁的转型已经进入收获的快车道。” 张近东说，今年我国进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一二级城市收入水平继续提高，三四级市场城镇化加速，这些都将带来品质消费、品牌消费的高增长。 他表示，中国十几亿人口，要建立真正大消费的体系，要完成的事情很多：基础设施、后台、物流、服务，包括品牌，产品的品质等。他还表示，确实要从国家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建设起未来经济新的增长点，就是经济的发动机。“我觉得消费一定是国家现在要真正去系统的、全面去开展。” 谈及全社会都比较关注的“供给侧改革”，张近东理解就是创新创优，“真正是有一种激发需求的，能够满足人民对品质生活要求的这样一些产品和服务的出现，这才能够真正的带来我们制造业的升级和消费的升级。” “我们如果今天再反思一下电子商务，中国经济到底需要什么？或者说电子商务跟传统的渠道到底能给消费者带来哪些不一样的突破？”张近东自问自答道：“最大的不一样是给消费者带来便利。” “希望国家支持企业品牌提升” 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董事长 李东生 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在他一份议案中的核心就是降低增值税税率，理由是，可以刺激国内的消费。 根据现行增值税条例，中国制造业以生产、销售货物为主，适用17%的增值税税率。“我们增值税税率也远高于大部分国家，我做了一个调查，和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日本增值税率6%，韩国是10%，越南是10%，印尼是10%，中国台湾是5%，我们明显高于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李东生说。 李东生解释，该税项最终实际由消费者承担。此外，也造成同样商品价格在国内要高于国外。 “去年统计我们有1.2万亿出口消费，为什么那么多？除了产品的差异，其实价格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认为，如果税率调整，也是能够降低国内外同样产品的价差，有利于提高国内产品的竞争力，引导消费，刺激国内消费增长。 李东生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供给侧改革更多是一个概念，每个企业可以简单理解，就是如何更好适应市场需要，如何能够通过创新创造新的需求。 “从品牌建设来讲，中国企业差距还是比较大。”他建议，希望国家以适当的方式对中国企业给予适当帮助，拿出资源，支持企业国际品牌的推广。“这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群企业，通过中国企业品牌的提升，中国的形象也会提升。” “这个品牌是一个大概念，是‘中国’的概念，如果更多的中国企业有这个支持，就有机会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形成中国品牌的群体，这个群体能够互相支撑。”他举例，就像30多年前电子产品是日本的品牌好，未来中国产品一定要脱离低档的形象。“中国产品好，再分是华为好，联想好，还是TCL好。” 新京报记者 刘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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