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被迫重启

相比优质信贷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存在信息不对称，风险较高等缺点。为吸引投资者，不良资产证券化可采用“优先-劣后”结构化设计，且可以由发行人进一步对优先级进行增信。按目前情况推测，首批试点可能与2008年前实施的4单不良资产证券化项目做法类似，不会采用与优质资产打包的方式。

银行不良资产率不断上升，令银行压力倍增。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如果处置庞大的不良资产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因此，暂停近8年的不良资产证券化到了重启的时刻，而监管层的这一决策也受到市场的欢迎。

“不良资产证券化不仅是给银行业减负进而缓解系统性风险，也是为实体经济的复苏与发展换取了更长的时间。”上海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杨建文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不良率持续上升

停摆了近八年的不良资产证券化迎来重启，尽管监管部门目前只确定了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和招行6家银行作为首批试点机构，但是依旧令整个银行业开始蠢蠢欲动。宁波银行的一位中层管理人士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不良资产证券化重启对整个中国银行业来说都是利好，目前是刚确定了几家试点银行，但是一旦步入正轨，大部分银行都将参与其中，这对缓解银行业面临的压力是极有帮助的。”

中国的不良资产证券化最早可追溯到2003年，2006年至2008年为国有银行集中处置不良资产阶段，这也助推了以商业银行或资产管理公司为发起机构的不良资产证券化创新模式的发展。其中，建行在2008年发行了国内首单也是惟一一单由银行发起的不良资产支持证券——“建元2008-1”，发行规模为27.65亿元。不过，后来随着国内银行业经营指标的持续改善，尤其是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引发全球市场对金融衍生品“再认识”，之后不良资产证券化业务就此停摆。

2月，相关监管部门召开会议部署了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相关工作，并确定了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和招行6家银行作为首批试点机构，相关银行的试点工作也在紧锣密鼓推进中。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监管层对不良资产证券化总试点额度为500亿元。不过，《国际金融报》记者询问了交通银行以及招商银行的相关人士，他们均表示，目前监管层对试点额度并没有明确指示。

据悉，在上述银行中，中行进展最快，其不良资产证券化进程已于去年启动，目前，相关产品方案已经报送到监管层，而发行额度也应监管部门要求在调整中，并未最终确定。与此同时，另有两家大行也于不久前启动了不良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工作，并在最近确定了主承销商。

而监管层之所以选择在进8年之后重启不良资产证券化，也是鉴于形势所驱。“一方面，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中国为了救市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其中银行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资金，银行的信贷规模迅速增长。另一方面，近两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下滑，各个产业面临转型或升级压力。这令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开始上升，甚至上升的速度有所加快，整个中国银行业备感压力。”上海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杨建文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重启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既是为银行减负，也是为了避免系统性风险的考虑。”

近日，中国银监会发布的2015年第四季度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达1.67%，连续10个季度上升，不良贷款余额也已连续17个季度上升，这再度引发社会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的担忧。银监会相关负责人坦承，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不良贷款后续仍面临较大的上升压力，信用风险管控压力加大。

为银行减负

3月3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将25家金融机构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这25家非保险金融机构包括3家政策性银行、12家国内商业银行、3家处置不良资产的资产管理公司、3家金融租赁公司、3家证券公司及1家资管机构。

穆迪对此表示，中国银行体系风险不断累积，主要反映在持续强劲的信贷增长。高且不断增加的杠杆扩大了企业部门受风险冲击的可能性，银行业资产质量的脆弱性也在增加。此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更广泛基础上支持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的能力可能会弱于其此前评估，政府或有负债持续增长。

对此，杨建文表示：“中国银行业当前承担着很大的压力与责任，必须支撑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再启动，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关键指标、数据，如不良资产率等出现上升是必然的，然而这并不等同于银行的风险度就一定高企。一个结果往往是由多种原因综合影响而成的，而某种原因也很可能造成很多不同的结构。”

“穆迪下调中国金融机构的评级展望，对我们来说更大的意义在于引起重视与警惕，防患于未然。”杨建文认为，“而中国通过证券化的方式来处置银行的不良资产是一种不错的方式，而且也有这方面的经验。”

香颂资本董事沈萌表示，实质上证券化是一柄双刃剑，如果使用不当的确会成为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如果使用得当，却可以作为盘活金融存量资产的利器。由于上一轮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实施之后，不断通过流动性的调控为市场提供了更多可放贷的资金，同时又由于此前大规模投资导致的产能过剩所形成的不良资产抑制了银行资金的调度能力，因此重启不良资产证券化有利于提高银行信贷资产的周转率和回报率。通过相关资产证券化将沉积在银行负债表中的存量信贷资产进行有效处置，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丰富此前仅能通过将其出售给金融管理公司的单一通道，增强不良资产交易市场的活力，减少银行对不良资产的集体损失。

“银行的不良资产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始终存在，也不止一次地引发过市场的担忧甚至恐慌。只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不良资产问题就不会是焦点。而在经济增速陷入低迷之际，不良资产的问题就是市场的焦点，甚至会被放大化。”杨建文表示。

沈萌同样指出，大多不良资产只是由于经济下行所导致，并非其本身质量先天恶劣。因为这些不良资产当初也通过了银行严苛的审核风控，因此通过证券化进行处置，既可以释放银行在年度不良比考核的压力，也可以因为适当延长了相关信贷周期以空间换时间的方式减缓企业偿还的压力，给予企业更大的喘息机会，也有利于不良资产更高比例的回收。

不良资产估值

而不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产品设计成了市场关注的焦点。从投资人的角度而言，业内人士表示，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优先档收益率和银行间市场的其他资产支持证券产品相差无几，因此优先级投资人应该仍以银行、保险机构为主。而其产品特性决定了其次级投资人的范围将非常有限。

中债资信金融业务部副总经理吕明远在日前举行的中债资信不良资产证券化培训班上也表示，不良资产证券产品次级档风险很高，对投资人的专业化能力要求高。对投资人而言只有在对底层基础资产有全面、清晰了解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去投资次级档证券，因此比较理想的做法是在项目启动初期就让意向次级投资人深度参与基础资产尽调。

“银行在设计产品的过程中，就会和某些次级投资人进行定向沟通，目前来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和一些省级的资产管理公司会是比较主要的次级投资人。”联合资信结构融资部总经理田兵表示。

杨建文则指出：“虽然中国有过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经验，但是必须注意到此轮证券化与上一轮有着很大差别。不良资产证券化关系着实体经济，上一轮不良资产证券化应对的是供求矛盾尖锐的问题，而这轮不良资产证券化还关系着经济结构性改革的问题，而不仅仅只是简单地解决需求和供给的总量问题。”

“如果不良资产证券化无法与经济结构改革结合，那么很可能只是解决了短期的问题，而长期的不良资产仍会源源不绝，那么不良资产证券化在市场的接受度就会出现递减效应，进而直接影响不良资产证券化的估值水平。”杨建文进而表示。

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估值是市场人士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业内人士表示，不良资产要打折出售，但是究竟要打多少折，才能符合交易各方利益，这有待银行和中介机构的共同参与，最终形成合理定价。“从银行的角度而言，需要其风险部、计财部、资产保全部等多个部门参与。由于不良资产的特殊性，为了防止道德风险，监管部门未来也可能要求银行内部审计部门的参与。”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陶坚表示。

而经济大环境也直接影响着不良资产的估值，一旦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那么不良资产证券化就越难顺利，证券化的成本会更高，市场的接受度也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