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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在我是一个心血管方面的医生，但实际上我大学是儿科毕业的，研究生读的也是小儿心脏病。为什么中国的第一例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是我做的？就是因为我有儿科的知识。”昨天，在驻地谈起儿科医生匮乏的问题，作为一个过来人，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葛均波颇为惆怅。 “二孩”时代，“儿科看病难”“儿科医生荒”愈加成为社会之痛。针对全国多地出现儿科医护人员紧缺的现状，多位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建言献策，葛均波委员更是以自己的故事提醒：政策的制定，一定要慎之又慎。 “逃离儿科，我其实是被迫的。”葛均波说，当自己读完研究生，分配到医院时才发现，那里根本就没有儿科！这逼着他重新考研，转内科。“我学了8年的儿科啊，当时只要有选择，我也不会改换门庭。但没有办法，当时的政策就是这样：取消儿科。” 多年以后，葛均波回到母校参加校庆时才发现，连自己就读的儿科系都没有了。他非常伤心。据他了解，不少儿科大夫和他一样感觉前途无望，纷纷改行。葛均波感慨，“国家的导向非常重要，现在已经有所重视，但还不够，真正把儿科办好，需要一整套措施。”比如医学院的儿科系建立后，要保证好的就业前景，否则只能降分招人，很难保证生源质量。 葛均波说，上午讨论中，另一位院士委员王红阳，说到了儿科医生的“两高一低”：高风险、高负荷、低待遇。葛均波认为，提高待遇是一方面，还要提高对医生的尊重。“优秀的医生需要知识与经验的积累。”葛均波认为，社会要给年轻医生多一点宽容，儿科医生的培养尤其如此。 “更重要的是，与民生与百姓相关的重大政策的制定，一定要谨慎，不能拍脑袋，要多征询专家的意见。”葛均波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