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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儿科医生紧缺的问题日益凸显，引发社会高度关注。《2015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之前5年里，我国儿科医生总数从10.5万下降到10万，平均每千名儿童只有0.43位儿科医生，远低于WHO规定的每千名儿童拥有1.5名医师的最低标准，这是中国大国崛起过程中一个非常尴尬的短板。 为破解儿科医师短缺的困局，国家卫生计生委也提出种种“救急措施”，比如，时隔17年恢复儿科的本科招生；提出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对儿科专业加试降分；明确“儿科医务人员不足时，可以对高年资内科医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充实儿科医疗力量”。后两项措施引起了不少的争议，特别是最后一项“儿科不够，内科来凑”。因为儿科和内科是医师的不同执业范围，超范围执业诊疗，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之前就有内科医生因为给儿童诊疗，发生医疗事故之后被定为“非法行医罪”的。 反过来，为什么在中国医疗卫生事业蓬勃发展的最近十多年里，医学院、医院却纷纷关窄，甚至是彻底关上了儿科的门呢？ 薪酬低、风险高、纠纷多、职称升得慢，是儿科医生紧缺（医生不愿从事儿科）的主要原因。目前，舆论主要集中在如何提升儿科医生的待遇上，甚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也明确提出：“加快产科和儿科医师、助产士及护士人才培养，合理确定服务价格，在薪酬分配等方面加大政策倾斜力度”，相信这方面问题的解决指日可待。 但另一方面儿科的医疗风险该怎么化解呢？众所周知，儿科是“哑科”，医生与患儿无法直接交流，风险就很大；加之多数儿童是独生子女，家人十分关心，暴力伤医的几率就更大。 怎么有效化解儿科医生的执业风险，解除儿科医生的后顾之忧？ 在回答此等问题之前，我们不妨首先检视我国台湾地区的“生育事故争议事件试办计划”。其实，这些年来，台湾地区医疗纠纷日益增多，医师的执业意愿大幅降低，内、外、妇、儿、急诊科都面临“医荒”的窘境。为解决上述问题，台湾地区卫生主管部门先由生育事故着手，推动“鼓励医疗机构办理生育事故争议事件试办计划”。生育事故争议事件试办计划书规定，凡于2012年1月1日后因生产死亡或中、重残的产妇、新生儿，最高将可获得200万元新台币的救济金，参与试办计划的、提供生产服务的医院、诊所、助产所在生育事故发生2年内与病方达成协议者，均可提出申请。 生育事故争议事件试办计划的3年试办期限已经届满，全台湾80%提供生产服务的医院、诊所、助产所已经加入该计划。评估报告显示，该计划对减少医疗纠纷、妇产科医师回流确具相当成效。据统计，妇产科住院医师招收率由2012年度的72%、2013 年度的76%，增加至2014年度的94%，成效明显。有鉴于此，台湾地区卫生主管部门已延长该计划的试办年限，并扩大试办范围至其他高危险科别，如麻醉、外科手术。 当下，大陆化解医疗风险的制度设计重在发挥商业性医疗责任保险的功能，但实践中，医疗责任保险远未能发挥预期的作用，投保率低、赔付率高、理赔难度大等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自1997年开办至今仍未摆脱“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局面。庆幸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新的探索，如镇江市于2014年制定了《镇江市无过错医疗损害救助办法》，对因医疗意外遭受严重损害的患者给予一定数额的经济救助。 儿科医师紧缺的困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制度创新的契机，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拿出决心和智慧，比较、借鉴成熟的经验，尽快探索出一条化解儿科执业风险的新机制。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医药法律与伦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
